“花了12年时间，当上医美医生，也设立了医美诊所。”寒窗苦读多年，徐惠彬却在终于可以享受收成时，选择脱下白袍改穿律师袍，走进另一个世界。“坦白说，我从来就没有料到自己会从医生转换跑道去当律师。”他是理科生，成绩优异，毕业后，顺理成章获得全额奖学金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吉兰丹分校就读医科。“我那时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想法是可以帮助更多人。”而且他当时也背负著父母家人的期望，希望家中能有一位当医生的孩子。
他没有让父母失望，顺利完成医科系后，成为了一位医生。
他被派往峇株巴辖政府医院服务5年；随后选择自行创业，成为了一名医美和家庭医生。“我在诊所工作的生活，我觉得很沉闷。”他直言，来找（家庭医生）求医的病例一般都不会太复杂，主要就是伤风感冒。而且，随著医保数额越来越高，大部分人会更倾向于找专科医生。举例：小孩生病，直接寻找儿科医生。至于医美医生算是专科医生吗？他说：“算是半专科吧！”不过他直言，当初攻读医美医生是一个走捷径的方式，毕竟政府每年能拨出让医生修读专科的名额相当有限。离开政府医院自立门户，他坦言，当中是充满无奈的。“在政府医院服务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当医生最开心的时间，因为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可以实实在在的帮到穷苦，有困难的病患。”
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没有人能不为五斗米折腰。理想与现实之间，徐惠彬最终选择了现实。
“政府医生的待遇众所周知，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医生会转到私人医院执业。”不过他说，私人医院的执业的模式就像是独行侠，缺乏团队合作，各扫门自雪。“举例：医生A的病人，医生B不会插手。”然而，医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领域，因为人体构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对疗程反应都不一样，所以经常会出现掌控不到的结果。“医生始终是人，一个人能看到的事情始终有限。”他认为，倘若以医疗团队的形式来为病人治病，能大大降低医疗疏忽的发生。“奈何，私人医院的医生基于个人利益关系，无法做到这点。
他举例，病人车祸入院，双手和双脚骨折，同时需要进修接驳手术；在政府医院，这项手术会动用到3位骨科的外科医生，耗时可能时2个小时；但在私人医院，因为利益关系，往往只会由1位骨科外科医生负责。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手术时间拉长。“从医学角度来看，手术时间当然是越短越好。”那是不是代表政府医院比较理想呢？针对这点，徐惠彬欲言又止说道，理想中确实是政府医院的模式比较好，但我国的政府医疗体系与理想的目标大相径庭。“因为当工作量超出负荷量时，人（医生）会犯错的机率自然而然会被提高。”他无奈表示，这是我国医疗制度最大的痛点，希望卫生部能够正视。
医国比医人重要
徐惠彬拥有医生、律师，这两个被社会大众视为难度很高的职业身分，但其实这两个职业有著天壤之别；医生是理科、律师是文科。而他作为理科生，他说：“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不过他当初自修法律系并非是为转行铺路，而是当他待在一个舒适圈太久的时间，缺乏挑战，他开始感到害怕。除了觉得法律具有挑战性之外，他也爱研究社会学， 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人性解放、女权主义等等。“我认为，法律和道德是画上等号的，遵守法律，就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
花了三年时间成功考获法律学位课程，但那时他也还没决定要转行。“我只能说是天注定。”他竟然把如此重要的决定归功于“注定”，他分享，那时有一位友人和他一起成功考获法律执行鉴定考试（CLP），以及完成9个月的实习期。接下来，就可以向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申请律师执照。“我是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被协助申请‘取得律师资格（Petition to the bar）’的程序。”随后，他笑说，说起来确实很荒谬，却是真人真事。
对于律师和医生，在执行上最大的分别，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行医只能治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现在的他希望能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希望能为法律改革献出一份力，尤其是医疗上。
“你们知道我国医生是没有扣分制或封刀的吗？即便该医生身上背负著医疗诉讼的案件。”当马来西亚交通部也提出了驾驶扣分制度（自动安全意识系统，AWAS），借此希望提高司机的警觉性，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但医生作为一个为人命、生命把关的角色，卫生部是如何确保医生长期都维持在同样素质呢？“医生虽然是属于高高在上的角色，但还是有害群之马的，不能让一粒老鼠屎，坏了整锅粥，所以找到那失去功能的医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医疗失误，值得关注！
近年有不少医疗事故发生，既引起病患和家属的不满，也令社会大众关注现今医疗制度的漏洞，以及医护人员的繁重工作与压力。虽然民怨四起，却没有得到政府在政策安排上有妥善的回应，以处理千丝万缕的医疗问题。
徐惠彬作为一个拥有医学背景的律师，让他在处理任何有关医疗诉讼时更加面面俱全。因为他曾是医疗领域的一份子，所以更了解医疗背后的作业模式。
记者把他现在的身分形容成“医生们的敌人”，针对这个形容，他笑笑说道：“你（记者）为什么不可以把我当成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呢？”他自喻自己是完善这个制度的人，因为总是需要有人去挑剔，这个制度才能进步。
他更说道，有时病人家属会寻求法律途径，只是希望能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非被医生们忽悠，毕竟病人是他们最爱的家人，不是路人甲与丙丁。“比如说，婴儿脑部瘫痪、手术处理不好留下后患等等。”
他同时强调，很多民众常会抱著一种“医疗诉讼很难打！”的想法，认为民不能与“医生”斗，但事实上，法官对医疗失误是零容忍的，因为如果一条宝贵生命的失去是因为医生一些低级错误而导致，确实是法律难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