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名的意义.下】用路名回看巴生鼎盛时期林德顺盼从小历史改变大历史

你住的地方，有以人名为路名的路牌吗？许多人在一个地方住了一辈子，同一条路走上千百次，却不晓得这条路的路名说的是谁，而他又为何出现在这里。

“坊间说法或约定俗成未必是正确的，但它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象征。在做研究时，我开始发现很多有趣但跟历史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所以就改做地方志，将这些好玩的事情记录下来。”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理事林德顺博士原本受巴生班达马兰区议员YB梁德志委托，攥写班达马兰新村（班村）历史，却在做资料收集时意外找到许多与历史无关的资料，于是在议员的应允下改为地方志，进而促成了此次在班达马兰新村故事馆，班厝举办的《道听途说港口新村》人文展览。

林德顺从村名班达马兰（Pandamaran）著手，发现有人说源自一位印度人的名称，而官方的资讯则是指“Pedamaran”的意思是盛产树脂的地方，但地点并不在目前的班村，而是在这附近的冷岳河的U型处。这引发了他对地名来源的兴趣。“不过，即便找到了最有可能是名字来源的说法，也无需将旧的摒弃，因为这是一个地方的历史，亦是族群的认知。”他举例，其中一个说法为，早年这里的机场围篱，在马共（戒严）时期挂上“Padang Amaran”（禁区）的告示牌，当地村民以华人口音念出时，意外念成“Pandamaran”，于是形成了这个地名。他认为，这与圣诞节一样，即便大家已经知道圣诞老人不存在，但这个文化仍然被保留下来，地名的说法亦相同。

从历史角度著手，他发现这里的路名特色，开始整理和分析路名的命名系统，而最有趣的发现就是以人名命名的路。“这样的做法比用无关痛痒的东西来命名要好得多，可惜的是大家几乎都不懂这些人是谁。”他感叹，村里其中一条主要道路Jalan Chan Ah Choo便是其中之一，大家都认为这里指的是名为陈亚珠的女士，后来经过多番研究和资料比对，才发现这个路名指的是一位男性侨领。

“从这些的名人路名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早年巴生上流社会的精英分子，从他们的事迹，可以回看在二战以前巴生最鼎盛、繁华的那个年代。”林德顺在研究中发现，村里有11条路以人名命名，除去其中有两条路（Jalan）与巷（Lorong）的名字相同，此次展出的共有10位名人。他指出，在这10位当中，大部分人的共同点都是在二战前或19世纪末的巴生名人，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受封为太平局绅。

安斯里.杨医生（Dr Walter Ansley Young），他在巴生行医多年，后来担任洁净局和市议员，更发起建立巴生华人接生院。

他以“杨路”为例，指对应的人物是安斯里.杨医生（Dr Walter Ansley Young），他在巴生行医多年，后来更担任洁净局和市议员多年，对巴生贡献良多。尤其他发起建立巴生华人接生院，让不少当地民众受惠。而陈尧阶路（Jalan Chan Ah Choo）则指名侨领陈尧阶，他曾任广东义山、为善剧社、海峡华人慈善社、巴生华人接生院领导，活跃于社团公益活动。当时的广东义山扮演的是广东会馆的角色，后来，他也成为其中巴生广东会馆的其中一位发起人。

林德顺从早年的新村副移民官李维昌口中得知许多新村建设与规划的资讯。左起为林德顺、班达马兰区议员YB梁德志、已故李维昌、班村老居民高元，以及村长柯金胜。

盼吸引更多名人后代分享先贤资料

“最大的障碍应该是找不到那些路是什么时候通过的。”眼看如今10位名人的事迹、资料渐渐成型，但这都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而是耗费数年在村里做访问、调研得来的成果，但截至目前为止，仍然有不少路的通过年份无法确定。虽然曾经向市政局寻求相关资料，但当局表示无法找到其资料，或许是在早年官员在交接时遗漏了。“目前仅知道Jalan Young和Jalan Wooten是在1955年通过的。”

林德顺透露，做路名研究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旧报纸、网络资讯和国家档案馆的资料，用三者对应来确认资料是否正确。“当然，我也会比对中、英、巫三种语言的报纸，每一个人物都至少有200至300笔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在做研究的期间，他受邀出席市政局的历史讲座活动，上台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意外引起陈尧阶后代友人的注意，辗转找到其后人，并获得他家人提供更多他的相关事迹和照片。他亦希望透过此次的展览吸引这10位名人的后代前来联系，提供更多资讯。“虽然有报刊佐证，但他们后代的说词更有说服力。”

在这几条名人路名中，除了陈尧阶与当地人原本设想的人物差距甚远外，还有一条路的对应人物也与当地人设想的有巨大出入，那便是“金转路”（Jalan Kim Chuan）。由于这条路就在巴生运输业钜子刘金泉的公司外，许多人误以为此路名便是纪念他。然而，路名的出现比刘金泉设立公司的时间要来得早，时间点上并不符合，因此推测是20世纪首三十年间，巴生重要的华社领袖之一，李金转太平局绅。

“在访问策划新村建设的副移民官李维昌先生时，他告诉我那条路纪念的是“Li Kim Chuan”，但他只给了我英文名字，我一直找不到能对应的人，唯一找到的就是新加坡也有一条金泉路。”后来，他在《南洋名人集传》中找到名字相似的人物，尔后再用华商公所的资料对比，才确认路牌上的人物指的是李金转。

林德顺在刚开始研究时就发现杨古杰的名字出现错误，殊不知后来有关单位更换路牌后，连姓氏也错了。

让在地人与地方产生连接

“我最希望的是，做这个路名研究，可以让村民对自己的村、自己住的地方产生在地连接，否则天天经过却不知道它背后的人物或意义，其实是无感的。”林德顺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当地人与自己的家乡有更深厚的连接，同时也能加深游客对这个地方特性的认识，走在路上的时候，也能知道这条路的故事。“这也是一种人文印记，是这个村与其他新村的不同之处。”

在做这个研究时，林德顺不仅从华人路名著手，而是集合了各族的路名，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和看见20世纪初，巴生的繁华并非只有华裔先贤做出贡献，而是集合了各个种族的经营所组成的。他举例，从事借贷生意的拉朱玛能（Letchumanan）在那个年代提供的小额贷款，成功帮助许多当地华人发展自己的事业，是相当有成就的印裔商人。“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其他人在那个时代扮演的角色，看见那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发展，在各族支持下达到的盛世。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习、反思和缅怀的一个时代。”

许多人对新村的形容就是早年的“集中营”，但林德顺对此并不完全赞同，认为这只是片面的说法。纵观此次的研究，他认为当年将大家集中在一起，除了便于管理，也是出于安全考量。“对一些担忧人身安全受到马共威胁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种保护。”同时，他看见的是，英殖民在选择将新村设立在班达马兰的时候，也将就业机会纳入其中，选在班达马兰设立新村，是因为靠近巴生和码头，让搬迁过来的民众可以到码头或巴生工作，务农的人也可将农作物卖给周边的两地的居民。

《道听途说港口新村》班达马兰新村人文展览只是林德顺撰写的《班达马兰新村志》第一册的一个章节。接下来他计划推出试读本，希望能引起讨论，以收集更多资料来完善第一册的地方志。在他的计划中，第一册主要写的是这个新村的历史、地理和教育；第二册是经济、老行业和美食；第三册则是当地人物与社团。

“很多时候，华人会认为历史书上对华人的介绍有点过于简单或偏颇，但若要有底气让相关单位在撰写时，能添加更多有力的资料，我们应该反问自己做了些什么？不如参与其中，做好自己的部分。”林德顺认为与其指责，不如先做好自己的本分，看看自己参与的小历史是否能成为让大家参考的资料，告诉大家华人对这个国家历史的贡献在哪里。往后若要对官方历史表达反对，也能有各方小历史研究成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