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日曦是讨厌制度的反抗者,把《100毛》、“毛记电视”等打造成没有老板,没有制度的打工天堂。

毛记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Most)被称作香港传媒界神话,今年初以“毛记葵涌”正式挂牌上市,超额认购倍数高达6288倍,超越港股史上纪录。其灵魂人物林日曦大专未毕业,认为“创作就是不断反叛”,先是创立只售港币1元(50仙)的杂志《黑纸》,再让毛记电视成为全香港最赚钱的新媒体,无疑是体制外一路奋斗的成功例子。

 

从内容制作到发布渠道,林日曦颠覆了传统传媒的体制和概念,但他说自己读书不多,不懂得计划,从《黑纸》到《100毛》,再到毛记电视,都是走一步看一步,顺势而为。有人问《黑纸》卖多少,《100毛》销量又如何,他戏谑地答:“《黑纸》每月销量5亿,《100毛》好一点,10亿。”但事实是,他不去看点击率、销量和广告收入,只是一心把内容做好。他认为:“对新创企业来说,做什么(Do the right thing),比怎么做(Do the thing right)重要百倍。”

今年初“毛记葵涌”上市,包括林日曦在内的3位创办人都没有发言,特别派出旗下艺员Dickson(右2)在上市仪式上担任公司发言人,负责敲锣和致词。他在仪式上指,被称作“废青股”的“毛记葵涌”是一家连创办人也不懂得分析,也分析不了的公司。至于为何林日曦不发言,Dickson说:“他可能怕黑脸吓到大家。”全程无釐头到底。左4起为陈强、阿Bu和林日曦。
今年初“毛记葵涌”上市,包括林日曦在内的3位创办人都没有发言,特别派出旗下艺员Dickson(右2)在上市仪式上担任公司发言人,负责敲锣和致词。他在仪式上指,被称作“废青股”的“毛记葵涌”是一家连创办人也不懂得分析,也分析不了的公司。至于为何林日曦不发言,Dickson说:“他可能怕黑脸吓到大家。”全程无釐头到底。左4起为陈强、阿Bu和林日曦。

创立于2015年的毛记电视作为一个网络平台,以恶搞形式讽刺时弊,是杂志《黑纸》旗下子公司,与各个品牌《黑纸》、《100毛》和白卷出版社合称“黑白毛记”,出现在网络、广告、书展等活动中。《黑纸》是创作期刊,号称“伪文学杂志”,特别之处在于以单一A5纸形式出版,是林日曦在电台工作时,闲来无事搞创作表达想法,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和陈强与阿Bu一起办的“一纸杂志”。“杂志一定要厚?谁说一张纸不是杂志?”2010年起,香港各大便利店都看得到仅是一张纸,只卖港币1元的《黑纸》。

2013年,第二本杂志《100毛》出刊,不足半年就达到收支平衡,林日曦说:“香港没有别的事比时事更幽默,政客源源不绝地送上笑料,每次开立法会议都有金句。很多香港建制或老一辈人会批评年轻人,说他们不关心社会,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的东西不吸引人?”《100毛》以“纯港产法式旋转型生活潮流杂志”自居,点列100条每周最注目的话题,每篇文章介于100至500字,希望这样的方式能让读者把整本杂志看完。

曾任《壹周刊》副总编辑的香港资深传媒人潘丽琼曾撰文写毛记电视与微权利现象,称:“你喜不喜欢毛记电视并不重要,它代表了微权力冒升,带来权力兴替、新的游戏规则。权力不再紧握在政商巨头手中,而是回到每个普通人手上,权力的演变正在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看事物的方法。”

突破传统,是林日曦打出名堂的主因,主流传媒不做,他做;传统出版社不出,他出。就连他平平无奇的家世背景,在崇尚欧美名牌大学文凭的香港大环境里,都显得特别不一样。也因此,他的奋斗史特别有戏剧张力,更能引起大部分“平凡人”的共鸣。

“正常”辗平个性棱角 林日曦不相信体制

37岁的林日曦昵称“脑细”(粤语:老板),一直被指性格孤僻,面无表情,因此也被称作“黑面”,他还以此为题材推出同名著作,接著还写了一首歌叫《黑面神》。他无心向学,中学转换了4所学校,念香港专业教育学院(IVE)设计系时,中途辍学加入商业电台负责声音剪接及网站管理。事实上,从设计系辍学后,他有足足一年无所事事,“那一年,我重新看了很多歌的歌词,林夕、黄伟文、周耀辉写的,觉得拍案叫绝,很有意境。”于是,他试著自己写词,改别人的,又为朋友的原创歌曲填词。

“人会因为疯狂爱上一件事而愿意提升自己。为了当一个好的填词人,我开始看书。”他在访谈中提到高铭的著作《疯子的世界》。“作者四出探访精神病院,与不同病人对话。有个男人失踪多日,家人报警,结果警察破门而入后,看到的是一个赤裸的男人在吃苹果。原来这个男人想试试闭关数天,把自己困在家里。渐渐地,他的身体感官异常敏感,甚至出现精神出窍,整个人好像被掏空洗涤一样。于是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加长自己的闭关时间,并在每次闭关完结时,奖励自己一个苹果。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确切地感觉到自己在吃苹果,尝到了苹果真正的味道。”

这样听来,好像正常无异,但这人后来被关进精神病院里被当成疯子看待。“或许,精神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而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二分法。每个人都可能在精神病的不同位置间。”他把这种界线划分视为建立制度以利于管理的手段:“社会、政府、教育、机构,他们希望把人简单分类,建立一套方便管理的体制。但是每个个体、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可以这样被一条线划分吗?”对他而言,统一的制度管理磨灭人性面目,正如精神病院利用“不正常”的标签,在“正常”的巨轮下,辗过一张张有个性和棱角的面孔。他不相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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