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亚难民在大马抗疫期间成为朝野角力的政治课题。(档案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各国,令大经济停顿,也影响所有国人。在整体社会笼罩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阴影之下,外劳成了被忽略及歧视对像。

在新山东北区靠近高雅花园住宅区的一个屋业发展空地里,住著十多户外劳。他们多数有合法工作准证,靠双手赚取微薄薪金过活。

他们居住在以木板架起的工地宿舍,在屋前绑起吊床,充当简单的休闲空间。该处的外劳以印尼人占大多数,但也有少数巴基斯坦和缅甸人。

自3月18日政府为了隔绝新冠病毒传播链而实行行动管制令后,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各领域陷入停顿,令该批外劳顿时失去工作。

从事建筑业的外劳威鲁瓦(30岁)在《东方日报》记者随同义工组织造访工地时,腼腆地向记者介绍该外劳村。

威鲁瓦是一名建筑工地劳工,来到我国谋生已有10个年头。他受访时透露,自行动管制令落实以来,工地就没有开工,他和其他同伴只能待在宿舍,因为大家都没有交通工具外出,甚至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才买得到口罩。

“一开始,老板还会断断续续借粮给我们,后来就出现很多理由,一会儿说行动管制令不能出门,一会儿说银行没有开,无法支付我们的薪金。”

即便有可能遭到雇主的欺骗,威鲁瓦仍宁愿愿相信雇主或许真的面对困难,对于自己和同伴断粮的苦况,他只好通过同乡的协助,最终向义工组织求助,获得粮食供应。

在新山彩虹花园某餐馆打工的印尼外劳罗西达,与其他7名外劳同住在店屋宿舍。她们平时自己负担房租,行动管制令下餐馆休业,顿时令她和同乡陷入困境。

对于罗西达来说,获得《愿景工程》(Eengage)与净选盟2.0“分享食物”计划的资助,她依然有食物可度过当前的困境。

斋戒月第一天,罗西达接获义工“M”的询问物资是否充足,她表示本身状况还行,但她为自己的一些同乡感到难过。

非法外劳处境更糟

“今天是斋戒月第一天,我早上吃过了你们送来的快熟面。但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些同乡今天完全没有食物吃。但是没关系,他们说可以等到明天你们(愿景工程)送来食物。”

罗西达转达的情况让义工“M”深感不安,他当下做出决定,让罗西达当天傍晚5时到霸级市场等候。他买了足够的物资转交给罗西达带来的10名代表,再转交给断粮的外劳们。

当天晚上,义工收到罗西达发来的照片,其中一名印尼外劳在空著肚子一整天后,终于以一碗快熟面及一个煎蛋开斋。

类似的故事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多不胜举,在整体社会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下,外劳社群直接或间接得遭受到大马社会忽略及歧视。

截至2019年6月,根据大马统计局资料,全柔共有34万3076名合法外劳,其中工厂制造业人数达18万9483人、建筑业达5万109人、园坵业2万2660人、服务业3万3369人、农业3万4760,1万2695人是家庭帮佣。

上述都是拥有合法工作准证的外劳社群,相对于合法外劳,柔州相信也拥有相同数量的非法外劳,在疫情之下他们面对更糟糕处境。

多从事日薪工作 外劳手停口也停

与《愿景工程》组织一同发动“分享食物”(MakanKongsi)计划的净选盟2.0主席范平东透露,非正式统计,分享食物计划在行动管制期间援助超过一万名外劳及难民,外劳大多来自印尼、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及柬埔寨。

他说,“分享食物”计划至今筹获超过50万令吉的捐款,通过不同的义工组织回应不同社群的粮食求助,包括大马低收入群体、外劳及难民。

“难民方面,受助者则大多来自缅甸罗兴亚人、缅甸人、斯里兰卡人及巴基斯坦人。”

范平东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直言,即便是在平时,外劳都一直受到国人的歧视,在疫情期间,令更多国人认为大马人应先获得照顾,而不是外劳,令歧视的氛围更加严重。

净选盟2.0主席范平东
净选盟2.0主席范平东

他透露,在行动管制令第三周后,净选盟接获吉隆坡某义工组织通知,反映振林山一批印尼外劳已经断粮多日。虽然他们尝试联络印尼驻新山领事馆,却石沉大海。

“最终,我们要求义工前往调查,结果证实这批劳工在捱饿,我们过后立刻为他们准备了白米、沙丁鱼罐头、糖、食油及面粉等物资。”

范平东表示,即便是在行动管制令之前,外劳的生活就已经非常困难,他们从事的是本地人不愿从事的低薪工作。

“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所从事的工作,则是以日薪计算,这表示一旦没有开工,他们就没收入,等于是手停口停。”

他说,行动管制令之下,外劳失去了收入,也只有一点点的存款,因为过去日常所赚取的收入,大部分寄回家乡给家人。”

“疫情之下几乎无人能幸免,就算是在基本需求行业工作的外劳都受影响。虽然餐馆及咖啡店在行动管制令期间能开业,但许多雇主因为缺乏生意宁愿选择关门,或者减少人力开销,导致外劳们失去工作。”

疫情之下,困局使人人自危,尽管以自己为重是人们在面对危机的自然反应,范平东表示,部分国人忘了外劳在大马建设国家及发展经济,如今他们却在行动管制令期间饥寒交迫。

“人们实在应该从这次的疫情中吸取教训,即病毒无差别选择人类进行攻击,因此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

长期受歧视 外劳怕见官员

根据柔佛州政府人力资源部统计显示,全柔只有12间企业为外劳建设大型宿舍,全柔集中式大型外劳宿舍达12座,当中居住的外劳达4万人。

柔州投资、企业发展、合作社和人力资源行政议员莫哈末依兹哈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目前居住在大型劳工宿舍的外劳都需要根据卫生部的指南,每天进行必要的检测,以避免新冠病毒传播。

柔州投资、企业发展、合作社和人力资源行政议员莫哈末依兹哈
柔州投资、企业发展、合作社和人力资源行政议员莫哈末依兹哈

“大型外劳宿舍的雇主也定时为外劳们送生活物资,不使他们捱饿。至今并没有接获外劳被歧视、或被虐待的投报,因此并没有计划前往巡视这些外劳中心。”

“如果外劳的确面对这样的问题(捱饿),可以向人力部举报。”

然而,范平东表示,长期的歧视让外劳害怕面见政府官员,生怕自己的证件一旦有什么错误,就会被鸡蛋里挑骨头遭到当局逮捕及遣送回国。

“这是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上述情况也令政府无法掌握新冠病毒在外劳群体传播的情况。”

大马25万罗兴亚人

我国抗疫期间,罗兴亚难民课题被推上风口浪尖,超过80%的罗兴亚人的工作都以日薪制为主,他们也在这波疫情下受害。

根据记录,在大马注册的罗兴亚难民约10万人,非政府人道组织及研究机构都相信,若加上没注册的罗兴亚人,大马的罗兴亚人口达25万人。

大马人道关怀组织职员张安翔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说,罗兴亚人会聚集在一些工作机会比较多的州属,比如说雪兰义、柔佛、彭亨州关丹、槟城及霹雳怡保等。

大马人道关怀组织职员张安翔
大马人道关怀组织职员张安翔

他透露,超过80%的罗兴亚人的工作以日薪制为主。与其他弱势群体一样,罗兴亚人都是手停口停的状况。

“就我所访问在华人新村的罗兴亚难民,其中一人在咖啡店工作,一天的日薪是16令吉,一个月的收入才几百令吉,行动管制令进入40多天,可想而知他们的窘况。”

张安翔说,行动管制令的前三个阶段,国人要获得口罩和洗手液都很困难,罗兴亚人更没有机会获得这些资源。

在笨珍北干那那长期从事协助罗兴亚难民的“难民食物救助”(refugee food drive)义工周桂叶说,在疫情之下,国人还可以获得政府的协助,反观罗兴亚人,除了人道组织输送物资,几乎没有其他管道获得援助。

“因此说罗兴亚人获得政府资助,抢夺了大马人的资源,并不确实。”

他透露,根据该组织记录,柔州罗兴亚难民达2550人,分布在新山(900人)、北干那那(400人)、居銮(250人)、麻坡(150人)、古来(400人)、哥打丁宜(350人)及峇株巴辖(100人)。

除了食物救助,周桂叶表示,该组织也为罗兴亚难民家庭开设学校,让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接育。

“一些本地商店喜欢雇用罗兴亚人,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即便没有身份,也不太会遭警察来对付。其实罗兴亚人很勤劳,并非其他人口中形容的好吃懒做。”

位于新山高雅花园附近的建筑工地外劳村,外劳们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失去收入,他们求助人道团体,以期获得粮食。(档案照)
位于新山高雅花园附近的建筑工地外劳村,外劳们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失去收入,他们求助人道团体,以期获得粮食。(档案照)

罗兴亚难民4原因成火药

从政策上来说,我国没有“难民”这个词,难民常被归纳在非法外劳的组别。

虽然我国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张安翔认为,这不该成为借口,因为政府可以自行出台难民法,因为为数不少的难民在大马居住多年,如何处理该社群非常急迫。

“在谈及难民的时候,大马人首先必须厘清什么外劳、难民及政治庇护者的定义。罗兴亚人偷渡来马,涉及边界及海域的控管。其实,偷渡集团是特定人士的大生意。”

他认为,在面对非法外籍人士偷渡,我国需实行人道控管,包括让他们在地隔离,以大马人的利益为先,并非对他们视而不顾。”

张安翔也认为,罗兴亚难民在大马抗疫期间被污名化,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则需要靠公众、非政府组织及政府多方面的合作。

过去基于宗教因素支持收留罗兴亚难民的马来穆斯林社群,如今也众口一致反弹,不但不认同收留难民,还为罗兴亚人贴上各种标签。

4月5日,202名罗兴亚难民偷渡进入浮罗交治水域,引起网民挞伐。4月16日,大马军方阻止另一艘罗兴亚难民船靠岸,再次引发对罗兴亚人的讨论。

针对罗兴亚难民再次于大马抗疫期间,被推上风口浪尖,张安翔梳理出4大原因,首先是行动管制令之下,大马穆斯林群体的经济及心理压力比较大,导致他们在罗兴亚难民的课题上无法以理性评论。

“其次,很多穆斯林也被人煽动,担心罗兴亚人会好像以色列复国主义一样,住久了就会霸占马来西亚。”

张安翔续指出,第三个原因是罗兴亚人成为大马政治角力的课题。我国发生“政变”后,国盟政府主政,一些希盟政治人物以罗兴亚人偷渡船为课题,质问纳吉及伊斯兰党主席拿督哈迪阿旺,是否要再次收留难民,引起双方激烈交锋。

“最后一个令罗兴亚人再次受到大马人歧视的原因,则是一些想要出名的在地罗兴亚领袖,故意发表极端言论,以满足自身的名利需求。他们将援助视为理所当然,引起马来人的反弹,这样的言论不但不负责任,更缺乏外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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