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各国，令大经济停顿，也影响所有国人。在整体社会笼罩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阴影之下，外劳成了被忽略及歧视对像。
在新山东北区靠近高雅花园住宅区的一个屋业发展空地里，住著十多户外劳。他们多数有合法工作准证，靠双手赚取微薄薪金过活。
他们居住在以木板架起的工地宿舍，在屋前绑起吊床，充当简单的休闲空间。该处的外劳以印尼人占大多数，但也有少数巴基斯坦和缅甸人。
自3月18日政府为了隔绝新冠病毒传播链而实行行动管制令后，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各领域陷入停顿，令该批外劳顿时失去工作。
从事建筑业的外劳威鲁瓦（30岁）在《东方日报》记者随同义工组织造访工地时，腼腆地向记者介绍该外劳村。
威鲁瓦是一名建筑工地劳工，来到我国谋生已有10个年头。他受访时透露，自行动管制令落实以来，工地就没有开工，他和其他同伴只能待在宿舍，因为大家都没有交通工具外出，甚至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才买得到口罩。
“一开始，老板还会断断续续借粮给我们，后来就出现很多理由，一会儿说行动管制令不能出门，一会儿说银行没有开，无法支付我们的薪金。”
即便有可能遭到雇主的欺骗，威鲁瓦仍宁愿愿相信雇主或许真的面对困难，对于自己和同伴断粮的苦况，他只好通过同乡的协助，最终向义工组织求助，获得粮食供应。
在新山彩虹花园某餐馆打工的印尼外劳罗西达，与其他7名外劳同住在店屋宿舍。她们平时自己负担房租，行动管制令下餐馆休业，顿时令她和同乡陷入困境。
对于罗西达来说，获得《愿景工程》（Eengage）与净选盟2.0“分享食物”计划的资助，她依然有食物可度过当前的困境。
斋戒月第一天，罗西达接获义工“M”的询问物资是否充足，她表示本身状况还行，但她为自己的一些同乡感到难过。
非法外劳处境更糟
“今天是斋戒月第一天，我早上吃过了你们送来的快熟面。但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些同乡今天完全没有食物吃。但是没关系，他们说可以等到明天你们（愿景工程）送来食物。”
罗西达转达的情况让义工“M”深感不安，他当下做出决定，让罗西达当天傍晚5时到霸级市场等候。他买了足够的物资转交给罗西达带来的10名代表，再转交给断粮的外劳们。
当天晚上，义工收到罗西达发来的照片，其中一名印尼外劳在空著肚子一整天后，终于以一碗快熟面及一个煎蛋开斋。
类似的故事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多不胜举，在整体社会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下，外劳社群直接或间接得遭受到大马社会忽略及歧视。
截至2019年6月，根据大马统计局资料，全柔共有34万3076名合法外劳，其中工厂制造业人数达18万9483人、建筑业达5万109人、园坵业2万2660人、服务业3万3369人、农业3万4760，1万2695人是家庭帮佣。
上述都是拥有合法工作准证的外劳社群，相对于合法外劳，柔州相信也拥有相同数量的非法外劳，在疫情之下他们面对更糟糕处境。
多从事日薪工作 外劳手停口也停
与《愿景工程》组织一同发动“分享食物”（MakanKongsi）计划的净选盟2.0主席范平东透露，非正式统计，分享食物计划在行动管制期间援助超过一万名外劳及难民，外劳大多来自印尼、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及柬埔寨。
他说，“分享食物”计划至今筹获超过50万令吉的捐款，通过不同的义工组织回应不同社群的粮食求助，包括大马低收入群体、外劳及难民。
“难民方面，受助者则大多来自缅甸罗兴亚人、缅甸人、斯里兰卡人及巴基斯坦人。”
范平东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直言，即便是在平时，外劳都一直受到国人的歧视，在疫情期间，令更多国人认为大马人应先获得照顾，而不是外劳，令歧视的氛围更加严重。
他透露，在行动管制令第三周后，净选盟接获吉隆坡某义工组织通知，反映振林山一批印尼外劳已经断粮多日。虽然他们尝试联络印尼驻新山领事馆，却石沉大海。
“最终，我们要求义工前往调查，结果证实这批劳工在捱饿，我们过后立刻为他们准备了白米、沙丁鱼罐头、糖、食油及面粉等物资。”
范平东表示，即便是在行动管制令之前，外劳的生活就已经非常困难，他们从事的是本地人不愿从事的低薪工作。
“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所从事的工作，则是以日薪计算，这表示一旦没有开工，他们就没收入，等于是手停口停。”
他说，行动管制令之下，外劳失去了收入，也只有一点点的存款，因为过去日常所赚取的收入，大部分寄回家乡给家人。”
“疫情之下几乎无人能幸免，就算是在基本需求行业工作的外劳都受影响。虽然餐馆及咖啡店在行动管制令期间能开业，但许多雇主因为缺乏生意宁愿选择关门，或者减少人力开销，导致外劳们失去工作。”
疫情之下，困局使人人自危，尽管以自己为重是人们在面对危机的自然反应，范平东表示，部分国人忘了外劳在大马建设国家及发展经济，如今他们却在行动管制令期间饥寒交迫。
“人们实在应该从这次的疫情中吸取教训，即病毒无差别选择人类进行攻击，因此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
长期受歧视 外劳怕见官员
根据柔佛州政府人力资源部统计显示，全柔只有12间企业为外劳建设大型宿舍，全柔集中式大型外劳宿舍达12座，当中居住的外劳达4万人。
柔州投资、企业发展、合作社和人力资源行政议员莫哈末依兹哈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目前居住在大型劳工宿舍的外劳都需要根据卫生部的指南，每天进行必要的检测，以避免新冠病毒传播。
“大型外劳宿舍的雇主也定时为外劳们送生活物资，不使他们捱饿。至今并没有接获外劳被歧视、或被虐待的投报，因此并没有计划前往巡视这些外劳中心。”
“如果外劳的确面对这样的问题（捱饿），可以向人力部举报。”
然而，范平东表示，长期的歧视让外劳害怕面见政府官员，生怕自己的证件一旦有什么错误，就会被鸡蛋里挑骨头遭到当局逮捕及遣送回国。
“这是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上述情况也令政府无法掌握新冠病毒在外劳群体传播的情况。”
大马25万罗兴亚人
我国抗疫期间，罗兴亚难民课题被推上风口浪尖，超过80％的罗兴亚人的工作都以日薪制为主，他们也在这波疫情下受害。
根据记录，在大马注册的罗兴亚难民约10万人，非政府人道组织及研究机构都相信，若加上没注册的罗兴亚人，大马的罗兴亚人口达25万人。
大马人道关怀组织职员张安翔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说，罗兴亚人会聚集在一些工作机会比较多的州属，比如说雪兰义、柔佛、彭亨州关丹、槟城及霹雳怡保等。
他透露，超过80％的罗兴亚人的工作以日薪制为主。与其他弱势群体一样，罗兴亚人都是手停口停的状况。
“就我所访问在华人新村的罗兴亚难民，其中一人在咖啡店工作，一天的日薪是16令吉，一个月的收入才几百令吉，行动管制令进入40多天，可想而知他们的窘况。”
张安翔说，行动管制令的前三个阶段，国人要获得口罩和洗手液都很困难，罗兴亚人更没有机会获得这些资源。
在笨珍北干那那长期从事协助罗兴亚难民的“难民食物救助”（refugee food drive）义工周桂叶说，在疫情之下，国人还可以获得政府的协助，反观罗兴亚人，除了人道组织输送物资，几乎没有其他管道获得援助。
“因此说罗兴亚人获得政府资助，抢夺了大马人的资源，并不确实。”
他透露，根据该组织记录，柔州罗兴亚难民达2550人，分布在新山（900人）、北干那那（400人）、居銮（250人）、麻坡（150人）、古来（400人）、哥打丁宜（350人）及峇株巴辖（100人）。
除了食物救助，周桂叶表示，该组织也为罗兴亚难民家庭开设学校，让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接育。
“一些本地商店喜欢雇用罗兴亚人，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即便没有身份，也不太会遭警察来对付。其实罗兴亚人很勤劳，并非其他人口中形容的好吃懒做。”
罗兴亚难民4原因成火药
从政策上来说，我国没有“难民”这个词，难民常被归纳在非法外劳的组别。
虽然我国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张安翔认为，这不该成为借口，因为政府可以自行出台难民法，因为为数不少的难民在大马居住多年，如何处理该社群非常急迫。
“在谈及难民的时候，大马人首先必须厘清什么外劳、难民及政治庇护者的定义。罗兴亚人偷渡来马，涉及边界及海域的控管。其实，偷渡集团是特定人士的大生意。”
他认为，在面对非法外籍人士偷渡，我国需实行人道控管，包括让他们在地隔离，以大马人的利益为先，并非对他们视而不顾。”
张安翔也认为，罗兴亚难民在大马抗疫期间被污名化，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则需要靠公众、非政府组织及政府多方面的合作。
过去基于宗教因素支持收留罗兴亚难民的马来穆斯林社群，如今也众口一致反弹，不但不认同收留难民，还为罗兴亚人贴上各种标签。
4月5日，202名罗兴亚难民偷渡进入浮罗交治水域，引起网民挞伐。4月16日，大马军方阻止另一艘罗兴亚难民船靠岸，再次引发对罗兴亚人的讨论。
针对罗兴亚难民再次于大马抗疫期间，被推上风口浪尖，张安翔梳理出4大原因，首先是行动管制令之下，大马穆斯林群体的经济及心理压力比较大，导致他们在罗兴亚难民的课题上无法以理性评论。
“其次，很多穆斯林也被人煽动，担心罗兴亚人会好像以色列复国主义一样，住久了就会霸占马来西亚。”
张安翔续指出，第三个原因是罗兴亚人成为大马政治角力的课题。我国发生“政变”后，国盟政府主政，一些希盟政治人物以罗兴亚人偷渡船为课题，质问纳吉及伊斯兰党主席拿督哈迪阿旺，是否要再次收留难民，引起双方激烈交锋。
“最后一个令罗兴亚人再次受到大马人歧视的原因，则是一些想要出名的在地罗兴亚领袖，故意发表极端言论，以满足自身的名利需求。他们将援助视为理所当然，引起马来人的反弹，这样的言论不但不负责任，更缺乏外交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