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的女孩，仿佛还是一个懵懵懂懂年龄；然而，在全世界36亿的女性当中，有7.2亿的女性是以童婚进入婚姻，相等于每两秒，就有一个女孩被迫成为妻子或母亲，即使她的身、心尚未成熟。而且，预估这类案例每年会再新增1500万名，特别是在开发中国家，平均三个女孩就有一个是在18岁之前结婚，也就是所谓的“童婚（ Child Marriage ）”。
今年21岁，来自越南达取的赫蒙族女孩蒂（DI）也曾差点儿成为“小新娘”，但基于父母的前车之鉴，让她自觉童婚带来的影响，即便在“抵抗”期间受到不少语言压力，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要上学上课。“当时很多人觉得我选择继续上课上学的想法很自私和固执。”达取是越南74个贫穷的地区之一；因为贫穷，让婚姻在当地成为了一种交易，而女孩则沦为交易中的牺牲品，因为让女孩们出嫁不但能减轻家中负担，父母更能获得结婚聘金，妥改善家庭生活；男家则视为女童为“生产机器”，她们在家中唯一的“功能”就是传宗接代，怀孕产子以让家庭有更多人耕作。“我身边有很多女生朋友只上学到10岁，过后就会辍学帮忙家庭从事农务工作，然后等待家人给她们安排婚事。”她说，大部分女性朋友、亲戚都在14、15岁左右就结婚，并且在婚后不久就当上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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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童婚在村庄仍非常普遍，但她坦言，童婚已从过往的盲婚哑嫁“进化”到自由恋爱。她打趣说道，每每遇到有人问她，为什么还不结婚的时候，她都会回答：“没有人要娶我，而当真的有人上门提亲时，我会忽悠对方，尽量逃避。”她续说，母亲当年也是在童婚的情况下，嫁给了父亲，然后生下自己。“我父亲有酗酒的恶习，而母亲是在婚前完全不知情，进而导致婚后婚姻不美满。”母亲更在蒂6岁那年，因为抵挡不住家暴而选择离家出走。“对我而言，母亲就是童婚之下的牺牲者。”她指，自妈妈离家出走后，便失去了与妈妈见面的机会，更有一段时间被迫搬到亲戚家；直到父亲再娶，她又再度搬回家中与父亲同住。“回到家中后，大约在14岁左右，我被迫辍学，然后等待父亲为自己安排的亲事……”所幸，世界宣明会及时介入，更花了一段时间说服她的家人，以便让蒂可以继续学业。如今，她已经是村里第一位成功上到大学的人，目前她是河内国立师范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梦想成为一名幼稚园老师。“因为我一直坚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尤其是女孩。”因为缺乏教育，让女孩们失去了维生的机会，让她们一辈子就只能依附在男人的身上，即便受到多大的委屈，也只能苦忍。
值得一提的是，蒂这次首次到访马来西亚主要是为配合出席由世界宣明会举办的《1000名女童，1000个未来》（1000 Girls,1000 Futures）的活动。她说：“我很感谢世界宣明会和我的助养人，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拥有继续升学的机会。”而她希望其他和她拥有同样遭遇的女孩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机会，让童婚迈向终结。
婚姻主宰女性的幸福？
童婚可能是贵族之间的政治联姻，做为确保国家安全发生在第三世界或社会下层，藉以获得对方的经济援助。多明尼加共和国童婚妇女：“我16岁就生下第一胎，我这一生都在不停的劳动工作，我不希望我的女儿重蹈覆辙。”因为贫穷饥饿战乱或是习俗，女孩被迫放弃学业与梦想，走入婚姻与家庭，但小小新娘的身心都还没发育完全，很可能会在怀孕及生产过程中死亡，或是让身体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在性别不平等与父权结构的社会，童婚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疫情实施的封锁令，在全球贫困地区的女孩不能去上学，贫穷又缺乏教育，加深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世界拯救儿童基金会提醒，对女孩施暴，逼迫她们结婚，这种行为比病毒本身更具威胁性。马来西亚世界宣明会执行总裁梁美真表示，每一位孩童都应该受到教育，这是他们享有的基本权益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女童的受教权经常受到漠视。世界上有数以亿计的女童因为性别不平等的缘故，而被剥夺接受有素质的教育机会。女童在追求教育里上面对的障碍，是由各种因素所组成，如：贫穷、童婚、性别暴力和其他形式和偏见或歧视。目前全球童婚发生率较高的地区，是南亚46%，撒哈拉以南的非洲3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9%，这些孩子新娘们最大的危机，除了在生产与怀孕的过程中死亡，还有感染爱滋病以及长期的家庭暴力，新冠病毒疫情加重这些女孩的压力，童婚不只是女性议题，而是需要被长期关注的人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