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亚华洋服，先看到的就是位于门口的工作台，何建华就站在那里裁剪布料，而他的妹妹则坐在不远处的缝纫机上缝制衣服。店里的地上放满一袋袋已完成的衣物，还有一批批黑色和白色的布料。一问之下，才知道那是警察制服。
“警察制服是后期才开始做的，差不多做了20年左右。”72岁的何建华一边裁剪，一边说起做自己入行的故事。来自马六甲的他早年不爱念书，十几岁就已经出外工作，曾做过杂货店、板厂、修车厂、食堂等，后来经表哥介绍才辗转进入裁缝界。
他笑说，因姐姐嫁到吉隆坡，自己也来到吉隆坡工作。原本想找一份摩多店或修车厂工作，但苦寻不得，恰巧遇上茨厂街的达美洋服有空缺，于是就入行了。“年轻人总喜欢与速度相关的东西，以前在马六甲的时候我也是做修车厂的，但来到这里找了一个月都没有下文，我还是要吃饭的，加上老板也不嫌弃我没有经验，就这样入行了。”他笑说自己当时什么都不会，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学起。
何建华分享，60年代本地裁缝业发展蓬勃，整个吉隆坡大约有50多家裁缝店，光是茨厂街就有5、6家。即便竞争如此激烈，各家裁缝店依然门庭若市，薪资也比其他领域来得要好。“刚开始一个月（薪资）15块，但很快就升到30块，最高的时候是220块。220块在那个年代是很高的薪水了，在咖啡店当头手的朋友一个月才120块而已。”刚开始为了省钱，他连家都不敢回，加上店里包食宿，裁缝店几乎成了他当时的第二个家。
从拆裤、钉纽扣开始学起，按照他与老板的约定，3年内学会所有裁剪工夫，成功升为裁缝师傅。“店里只有我一个裁缝师傅，其馀的都是车衣女工。”原来，早年裁缝店只收男性做裁缝师傅，女性都是车衣工，一天车三件裤子就有90块的薪资。
在那个没有成衣的年代，所有人的衣物都来自裁缝店，学生的校服也不例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何建华说新年前夕是最忙碌的时候，又要赶制新衣，还要做学生开学的新校服，简直忙昏了，因此裁缝店大多在新年前一个月就会停止接单。
严师出高徒 谨守师傅的教导
他直言，在当一名好裁缝之前，必须有一个好师傅。“不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好的师傅，只要他对事情有要求就是好师傅，若所有事情都随随便便，只要求过关，那么你就得重新考虑了。”何建华指，裁缝是一份细腻的工作，做工必须精细，切勿马虎了事，若成品太粗糙则难以有人买单。
何建华的老板要求较高，会要他在裁剪的时候用最省布的方式去做，预留一些布匹以备不时之需。“很多时候客人会拿一匹布来，我们知道一定有多的，所以会随意剪，但老板说客户有可能会临时要求改款式或加东西，这样就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否则最后要改东西的时候没有布就惨了。”
何建华翻起制服上的口袋，指著纽扣说，缝制纽扣不难，但要做好口袋上的纽扣就需要一定的工夫。他说，纽扣需要稳固，关起来的时候必须是正正对齐，不可有偏差，亦不可让人看到线头，这样才算得上是一件好的衣服。“以前老板的要求很严格的，每一个收边都要美，就连一条多馀的线都不可以看到，必须剪到刚刚好。”即便自己出来创业后，何建华仍然记得老板对他的教诲，沿用至今。
历经业界兴衰 不为自己设退休年龄
“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女生穿裤装，当时候做最多的就是女装裤。”在创业之后，他庆幸自己遇上贵人，对方在自家美容院中介绍了不少女性客户给他，让何建华的生意一度红红火火。“现在很少人来做衣服咯，大部分来做衣服的都是想要衣服比较耐穿或者想要口袋比较耐用的，毕竟做一条裤子要100至200块，买一条现成的不是更便宜方便吗？”何建华感叹，裁缝业的没落，即便每年还有大批学生修读服装设计系，但他认为这对裁缝并无太大帮助。
何建华至今仍在从业，恰巧是因为他一直为警察做制定制服，若不然早就关门大吉，回家安享晚年了。“原本我做的只是蓝衣（蓝色警服），隔壁裁缝店做的是白衣（交警制服），我也不想越界去做人家的范畴，直到隔壁搬走了，有警察找上门想做制服，这才转移到我这里来。”他透露，每一批新警察入职必须做3套制服，是一批不小的数量，有一阵子甚至还未做完一批，又来一批，只能四处寻找裁缝师或车衣工协助完成。他笑说，巅峰时期大约有十几位员工。
不过，随著员工们的年纪增长，越来越多人辞职不干，选择在家含饴弄孙。“所以我现在也做不了太多，没有人手呀！”询及何不找年轻学徒接手或传给下一代，他直言，自己的儿子也因看透人手不足的问题，另寻出路，因而不想“祸害”其他年轻人。“学会了又如何，这个工作不是你一个人就做得来，需要有人帮忙。我有妹妹和那些老员工帮忙，但接手的人又怎么办？”他透露，市面上如今已有一批外劳专门缝制制服，且价格比传统裁缝来得要便宜数十令吉，对这个原本就凋零的行业是一大打击。“虽然他们的手工比较粗糙，但对新入职的警察而言，这已经够好了。”由于无法接受外籍劳工的不够细腻的手工，加上生意早已大不如前，何建华早已看开，明白这一行已经没落，他不强求，但也表示会做到手脚不听话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