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州议会的解散，为州选掀开序幕，然而这场州选的政治意义，远远超出州权力的再分配。对将在本周五（10月10日）提呈2026年财案的首相兼财长安华而言，沙巴州选既是东马民意的测温仪，也是“昌明大马”叙事能否跨海延续的检验，更将牵动联邦与地方权力的再平衡。
沙巴政治长期呈现碎片化格局，但目前主要由三大势力主导。这三股势力同为联邦“团结政府”一员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即由原任沙州首长哈芝芝领导的沙巴人民联盟（沙盟）、与哈芝芝不合，由巫统沙州主席领导邦莫达领导的国阵、由沙菲宜阿达领导的民兴党，这三方彼此角力、互不信任。而做为联邦政府主干的希盟，在沙州势力不强，于2020年州选时是与民兴党联手，当时希盟只拿下9席，分别为行动党7席、公正党2席和民统党（UPKO）一席。
不过基于沙盟、国阵与民兴党之间博弈下，掌握著联邦政政权的希盟，得于左右逢源，与国阵和沙盟各取得协议，意味著希盟上阵的选区，将可免于国阵和沙盟竞争，但依然逃不过对垒扬言上阵所有73州席的民兴党和其他地方政党的挑战。
民兴党则在沙菲益阿达带领下，明确表态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独自上阵全部州席，不与任何政党合作，不管是国阵或希盟，突显了民兴党对自身基盘的信心与地方自主的坚持。
民兴党在2018年联手希盟打败国阵，取得州政权，也在2020年州选中赢下23州席，是赢得多议席的政党，不过在当时盟友希盟的9席结合下，与执政所需的37席还有一段距离。无论如何，一般相信民兴党势力主要在沙巴东南部即仙本那一带，难于“西进”到城市和内陆地区，更别说要在沙巴碎片化政治下，取得37席多数议席单独执政。
反观，沙巴首长哈芝芝领导的民意党虽握有26席，但沙盟近来面著贪污丑闻指控，加上执政这5年来政绩一般，而两大盟党——沙巴立新党（STAR）和沙巴进步党（SAPP），更在大选前夕退盟独自上阵，此举可能导致沙盟未战先衰。沙巴立新党（STAR）势力主要是在卡达山社群，其在上届州选中赢得6席，其出走将削弱沙盟整体票源。
至于国阵，自1994年登陆沙巴后，一直执政到2018年才第一次下野，其在传统的穆斯林选区仍具动员力，但作为半岛政党，在地方主义抬头下，无法完全说服沙巴选民其“地方代表性”，更别谈恢复昔日的光辉。无论如此，以国阵的基本盘，再加上联手希盟下，其依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在5年前的州选中，国阵共赢得14个州席。
其他不可忽视的党派则有全国层面属于在野的国盟，一般相信如果国盟无法找到沙巴本土政党合作的话，其也会上阵大部份的选区，甚至所有的73席。在2020年州选时，由当时还身在土团党的哈芝芝领导下，土团党共赢得11席。然而，哈芝芝出走后，土团党在沙巴势力可谓大打折扣，再加上国盟的马来人和宗教主导的色彩，成了其在沙巴突破的绊脚石，难于复制西马半岛的绿潮效应。
除了这4股势力外，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是近来崛起的地方政党，社会民主和谐党（KDM），该党在卡达山杜顺毛律社会拥有不小的吸引力，宣称将上阵超过30席，该党领袖彼得安东尼本属民兴党议员，于2021年退党而创立社会民主和谐党，不过彼得安东尼目前面对著伪造报表案件，这或多或少将影响该党的势头，至于其他小党更显得支离破碎。
实际上，在地理与多元族群结构下，沙巴选举很可能出现没有单一政党或政治联盟获得多数议席情况，而出现悬峙议会，迫使各党派协商谈判。这种“先决战、后合作”的策略，在沙巴政坛也不是新鲜事，过去沙巴就存在著政党和政治人物跳槽风潮，在反跳槽法落实后，虽有所收敛，但依然存在漏洞，地方政客仍可通过“政治重组”左右政权。
无论如何，以“沙巴属于沙巴人”口号来号召选民支持的本土政党，能否再度唤醒当地民众对州权与尊严的共鸣，并转化为选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安华困境
虽然安华政府在半岛掌握中央政权，但这种政治优势并未自动转化为东马的民意认同。尽管，东马的砂拉越和沙巴，在近年的财案中获得大批的拨款，但沙巴民众普遍认为，联邦的“昌明大马”政策更倾向于半岛城市利益，对东马的实质投入与改革仍显不足。若2026财政预算案未能在基建、教育、渔农与原住民发展上体现诚意，将进一步削弱希盟和国阵在沙巴的政治可见度，而地方政党将更有理由打出“沙巴被边缘化”的政治牌。
不过，安华政府的困境在于，其必须同时兼顾财政纪律与政治现实。在通膨压力与赤字扩大的背景下，政府难以再透过短期派糖维持民望，若削减补贴或压缩公共支出，又可能引发民怨。对安华而言，沙巴州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他在联邦层面的政治掌控力——一旦希盟国阵战绩不佳，地方主义色彩政党崛起，不仅团结政府内的离心力会扩大，国盟与伊党更可能借此重启“喜来登政变2.0”的论述。
综观当前形势，地方主义和地方课题如扎拉女生坠楼案、地方基建落后等，将成沙巴政局的一个关键变数；而安华会否借财案之手安抚沙巴人的诉求，将会是其政权能否跨越地理鸿沟、巩固政治版图的关键。沙巴选举，不仅是州权之争，更是安华政权来届全国大选前的“期末考”。
《东方日报》言论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