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累积奖金破亿令吉的彩票游戏成为全城热议话题。这股热潮背后，也隐藏著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尤其彩票与社会阶层的深刻关联。
从社会学角度言，有不少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和彩票呈现出反比关系，也称之为“彩票悖论”，即收入越低者越愿意把钱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彩票上，陷入了“越穷越买”的怪圈。譬如，在美国有分析指出，最贫困家庭在彩票上的花费大约是富裕家庭的30倍。这种现象反映了低收入群体对“一夜暴富”的渴望，以及对现实困境的无力感。毕竟，当一个人的财富积累手段有限时，购买彩票就成了一项理性的经济选择。因此，彩票也被称为“穷人税”或“智商税”。
讽刺的是，彩票制度的初衷，往往是为了帮助穷人。譬如在美国许多州政府都有发行彩票，以集资供慈善、教育用途。在我国，马华就曾于1950年2月发行彩票，筹款协助在紧急状态下被迁入600多个新村里的华人，马华彩票发行了18期，筹集了数百万元。到了1953年，英殖民地政府在6月12日通过法令，禁止政党经营彩票。马华也被逼停办彩票，从而失去大量经费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巫统也通过议决，效法马华，发行巫统的彩票，一年4次，售卖给党员，以筹款供党和马来社会的公益活动。尽管巫统彩票获得党员热烈反应，但此举也引发马来社会的议论，更导致党内部的分裂，尤其彩票是否属于赌博，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教规，党内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导致党内一派宗教师出走创办伊党原因之一。回看当下的绿潮，谁又会想到当年那一张轻飘飘的彩票，竟能搅动政治风云，改变了历史走向。
在马来亚独立后，政府属下的福利部，也以彩票方式筹款资助各项福利活动，包括建设老人院，直到1980年代伊斯兰化抬头后，政府才逐渐退出彩票市场。
当下被追棒的多多博彩，其营运公司成功多多，实际上也是在1969年由政府设立的，以经营字票业务的获利来推动运动和文化事业，所以至今公司注册上还有运动之名（Sports Toto），而与权贵关系密切的富商丹斯里陈志远，是在政府1985年私营化博彩公司下，取得公司51％股权，之后在多次股权变动后，成了陈志远拥有的成功集团属下子公司，也是国内彩票和测字市场的龙头。
同样的，西马另一家博彩公司--大马彩，则在2011年，由一批著名华商和财团组成的教育动力公司，以20亿令吉从富商丹斯里阿南达手上收购过去后，从营利公司转型成为社会企业，把盈利转为公益金，让大马社区，特别是华小和泰米尔小学受惠。当时也一度引发“以赌养校”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价值观，甚至模糊了我国教育制度偏差的议论。
低概率美梦
当然，每个人买彩票心态会不一样，有者想追求一夜暴富，有的只是纯粹图个乐，就如买盲盒一样，买一个意外，一个惊喜，当成一种休闲娱乐。因此，买彩票不仅是金钱的诱惑，更是生活的调味剂，能让人们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拥有一丝的幻想。
无论如何，从概率上而言，彩票中大奖概率是非常低的。以这一轮破亿奖金彩票游戏，一共有4000多万个组合，意味拿下大奖的概率为4000多万分之一，这比据说一个人被雷劈中的概率180万分之一还低数十倍。尤其在博彩公司和精算师的推算设计下，要重演彩票史上数学家斯蒂芬曼德尔（Stefan Mandel）以算法赢得大奖稳赚的“弗吉尼亚彩票”事件，微乎其微。这样的数据事实也无情地揭示：彩票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幻觉，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可能”的美梦。
总之，这热闹购彩狂潮背后，不只是单纯的金钱游戏，更是一个社会镜像，承载著是穷人希望，也映射著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底层阶级对上升通道的绝望，以及无处安放的梦想。
《东方日报》副新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