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权替换到体制改革

希盟政府上台过了两个月，纠正了许多前朝的措施和弊端，如取消了消费税、搁置或检讨了数项大型基建工程、对一马公司丑闻展开调查及采取行动，也简精行政体制，革除或辞退了一些政府高官，为体制的改革铺路。

这些在落实或建议中的体制改革包括：让反贪会、选委会、人权委员会、总检察署等重要机构独立运作，脱离过去依附在首相署之下，直接向国会负责；废除一系列的恶法、设立政治献金法案、恢复地方选举、承认统考文凭等……

然而，从财长林冠英发中文文告、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使用英文，引起的非议，指希盟政府边缘化马来文，到青体部长赛沙迪被指聘用“同性恋新闻秘书”风波事件，显示我国社会虽然经历了政权的替换，开启了政治改革步伐，但社会上的保守及反动的力量依然强大，国家的转型，观念的改变，依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毕竟，509大选时，众志成城，政治海啸推倒了国阵的长城，但民间在改革议题上，并没一个共识。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不同的族群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任何改革必将牵动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而带来社会价值和文化的改变，这对既得利益者带来冲击，也必将引来反击。

因此，新政府在改革和完善现存制度问题时，除了需顾虑社会保守一群的感受，避免保守、反动的势力，利用此契机反噬改革的力量外，也面对著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抉择。所以，这不只是一场价值的争夺战，也是一场权力的博弈战。

就如当代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赫绪曼（Albert O. Hirschman）所言，每一次的进步潮流，都无可避免遭遇到“反动的逆流”，当下的希盟政权虽开启了体制的改革，但从政治改革到社会转型，我们还有一段漫长之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