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伊斯兰化的争议，不只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结构，如朝野或国会里对伊刑法的争议，也很著地的落在民间的生活层面，从建议拆除地标的塑像、推出超市清真推车，到最近的热狗之议论，无不与当局的伊斯兰化息息相关。
当然，就如一些学者或论者所言，这样的“伊斯兰化”，不只是世俗与宗教之争，其也是一种权力及规范的展现，展现著国家权力，如何决定公共资源分配、空间的使用，甚至塑造个人，不管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譬如2016年的预算案，单单首相署下的伊斯兰发展局（Jakim）就获得了高达10亿令吉的拨款，而引起议论，这包括柔州苏丹质疑该局如何使用这笔款项，并要求该局向统治者理事会汇报。相比起其他领域，如文化、华社或其他少数族群发展的拨款，单单一个负责伊斯兰事务发展的单位，就获得编列10亿令吉的拨款，基本上就反映了当权者的施政方针与偏差。
尤其我国数十年来的伊斯兰化现象，除了受外在的国际变化，如从1979年的伊朗革命掀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基地恐怖组织对美国展开的911袭击事件、中东茉莉花革命，到近年来的IS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的崛起所牵动外，也离不开国内政党的互动，特别是巫统与伊党竞逐权力下，以宗教政治化及政治宗教化，一步一脚印，把这多元、世俗的国体，推往单一、专制的神权体制的发展方向。
因此，在这样的脉络下，“伊斯兰化”变成政党∕政客争权夺利的符号、也僵化成“食古不化”的条规，所以才会有拆除地标塑像、清真推车、禁舞、禁含有十字形标志衣服、热狗之议论。
甚至，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权者越要把宗教价值观贯彻进体制内，干预个人的生活层面时，其本身的行为与这些价值观，却是南辕北辙，越来越不宗教的。譬如当局制订各种规范穆斯林个人生活的条例，乃至成立“道德警察”监视教徒行为时，却可以放任穆斯林领袖的“非伊斯兰化”举动，如贪腐、偏袒、暴力及不公正的作为。
《东方日报》副新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