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结社的自由,也会有多重的身份,他可以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也同时是一所学校的董事,更可能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推手,但这个身份最终的认同,不只是在于个人的选择或自我突显,也涉及到当事人与社会群众互动过程中,被赋予的定位。

譬如巫统及红衣人领袖嘉玛,一直都否认红衣人行动代表著巫统,但从许多巫统高层领袖涉及红衣人活动,包括嘉玛本身就是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大部分红衣人的巫统背景,到动员的方式,这一切不得不令人质疑,巫统与红衣人的共生关系。

尤其去年为回应净选盟4.0集会,而主办916红衣人集会的全国马来武术联合会(PESAKA),其主席就是前甲州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该组织在过去5年就获得了近300万令吉拨款。加上执法单位如警方应对嘉玛的煽动恐吓言论、红衣人对净选盟造势活动的暴力踩场举动,更难令人相信,这背后没有政党势力的纵容和操控。

如果国家机构动用公共的资源去补贴和扶植民间∕非政府组织,不是为了辅助社会机制的缺陷,而是要反击民间的抗争、争夺民间的领导空间时,这种由权势扶植与操控的组织,反映的就是主流保守势力的意识形态,扮演著分化社会、维护当权者的利益角色,甚至有时为了讨好主人,不惜与民间为敌,展现出偏锋举动。

在这样的脉络下来理解红衣人,嘉玛其实就只是一只棋子,其背后的党政势力,才是棋手,才是这个民主社会的敌人,最大的邪恶。如果不从根源下手,解除这结构上之恶,即使没有了嘉玛,还是会有人替补这个马前卒位置。

毕竟,当一个集权及霸道的政权,已失去强势的民意,只靠选举制度的偏差,以及宗教及族群的动员,才能保住权力时,其反扑的反动力量,会越来越强。

林建荣

《东方日报》副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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