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下,不只加速了人及物的流动,也让病毒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蔓延至全球各地,成为全球化的“共同体”,休戚与共。尤其在病毒眼里,是没有国界,不分性别、肤色、宗教,更不会因为一个人爱国或不爱国,而有所差别。

不管是早年爱滋病、伊波拉,后期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H1N1流感或如今的兹卡,疾病考验的不只是我们边境防疫的系统,也是检测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譬如各政府部门,在疫情监督、通报上,能否有效的协调、合作,以防范疫病进一步的扩散,演变成一场灾难。

当然,疾病带来的危害及挑战,除了有形的还有更多是无形的,如对疾病的恐慌、无知和隐喻,会否演变成如近代美国思想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般的,这不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更可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甚至演变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柔佛州务大臣莫哈末卡立在新加坡爆发兹卡病毒事件后的反应,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大臣指出,基于无论是兹卡病毒或是其他传染病源头都是外劳,因此州政府拟立法加强管制,呼吁引进外劳者为外劳提供宿舍,并禁止外劳居住在店屋内。

这决定背后的假设,流露了权力者的偏见、歧视,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批判,外劳就是许多传染病源头,因此须要受到监管,却忽略或掩饰了其在外劳政策上的失职、管理不当,甚至所衍生的舞弊的事件。如依据当局的数据,国内每100名外劳当中,就有10人感染危险的疾病,如肝炎、肺结核等。这些外劳是如何通关入境的?他们难道不是在检验后,确保没带有任何传染疾病,才引进国内的吗?

所以,当权者对疾病认知,不仅只是医学上的意义,如防范及治疗,有时也反映著一种道德或政治的审判。

林建荣

《东方日报》副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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