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格兰大帝曾是亚美尼亚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把王国疆土从里海一直扩展至埃及,最后竟然栽在军队人数只有1/10的罗马将领卢库鲁斯手中。

提格兰在开战前还非常轻敌的说:“如果罗马人是要来求和的话,人数是多了点。如果是要来打仗的话,人数就太少了。”敌我兵势悬殊,提格兰完全没想到卢库鲁斯敢向他开战,更没料到自己会惨败。

占尽天时地利的提格兰为何战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豪列传》记载:“当第一个探子向提格兰报告,卢库鲁斯已经兵临城下,提格兰大怒之下就把探子的人头砍下。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向他提供信息,即使已经遍地烽火,提格兰却蒙然不知,继续聆听那些奉承的话。”

于是,这场战役也为后世留下一名著名的西方谚语:“杀死信差”(Kill the Messenger)发生了坏事或不幸事故后迁怒于传讯者,并非只发生在古代。以传播工作为重任的媒体工作者,对此可是感同身受。

近年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美国从事调查报导的记者盖瑞韦布(Gary Webb)。

韦布曾经是1990年普利兹奖得主,却因为一系列揭发中央情报局与毒品集团瓜葛的报导,令他不得不面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他开始遭到陌生人跟踪、被人闯入住家、受到死亡威胁,以及同行的攻击与抹黑。当时舆论的焦点并非放在中情局涉及的丑闻,反而转向这名记者的私生活及个人诚信,迫使他不得不离开采访工作,最终离奇死亡。

虽然韦布已死,但他所关注的课题始终没过时,中情局多年后公布的调告也开始承认,确实有一些官员涉嫌不法勾当。韦布的遭遇也在去年被拍成电影,算是是对他做了平反。

回到大马国内,这是不是似曾相识?当1MDB弊案逐渐让民怨沸腾之际,政府不是把资源放在追查丑闻,反而开始对几家大幅报导1MDB的媒体及网站穷追猛打。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突然封锁《砂拉越报告》网站,绝不是孤立事件。在一周之前,已有一名自称是《砂拉越报告》前编辑莫兰宜,指控该网媒捏造新闻,虽然《砂报告》创办人凯丽辩称,莫兰宜根本不曾为该媒体撰写过任何文章。

更卑劣的是,一个自称是“大马追求问责性施政公民”(CAGM)的组织,多次在网上发表关于1MDB的声明,让多家媒体信以为真并跟进报导后,这个组织才突然宣布,他们所公布的一切资料通通都是假的。

接二连三的小动作,意图明显要打击媒体公信力,塑造一种印象让公众以为,所有关于1MDB不利的新闻报导,都是另有图谋、轻率及不可靠的。

媒体的能力确实有限,他们无法确保所受访者都在讲真话,否则就不会天天都会刊登政客们的谈话。问题只是,打击了媒体的信誉、封锁了网媒,丑闻绝不会因此凭空消失。

提格兰自从那场败仗之后,国力开始江河日下,接下来2000年,亚美尼亚始终未能扭转蕞尔小国的命运。今天的马来西亚,我们还一直在担心,1MDB会不会把我们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覃心靖

东方日报助理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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