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著名艺术家依布拉欣胡先在艺术馆展出一幅非常具挑衅性的作品。他将大马国旗涂得全黑,另加上一条红线及一个白色圆圈。

象征著马来西亚的“辉煌条纹”竟然遭涂污,不是对国家不敬吗?这幅作品挑起一些人的怒火,要求当局动用煽动法令对付这名艺术家。

据说,作品惊动当时大权在握的敦拉萨,亲自询问依布拉欣,涂黑大马国旗的动机。

他解释:“国旗涂得全黑,代表著黑夜的降临,因为我国刚遭遇一场悲剧;画上的红线,象征黎明即将到来;白圈则象征著国家重生的新能量。”

于是,艺术家与他的作品,成功过了一关。

这故事的悲哀是,有权有势者永远搞不懂艺术。总是要艺术工作者费尽唇舌,解释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象征著什么、创作动机是什么。

许多政客之所以无趣,因为当他们每接触到一件作品,无论是艺术品、漫画、影片或文章,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欣赏它,而是先界定创作者“是敌是友”、计算作品能为自己带来什么政治资源、评估艺术创作者是否在挑战自己的威信、审查作品内容有没有犯法。

艺术工作者在政坛上总是很难找到知音,政客们为他们带来的只有麻烦,需要周而复始不断为自己的作品做解释。

立陶宛壁画家尔纳斯在柔佛完成“转角遇匪”后,他需要解释是否在讽刺新山严重的罪案;在怡保完成“喝咖啡老人”后,又得解释是否在画马共领袖陈平。

《马来犀利啊》贺岁短片在网上热播后,演员们都要向警察解释,自己在影射什么政治人物。

当艺术家阿努仁达在作品上展示一句“I是白痴”(I is for Idiot)的标语时,则被警方查问,是否在污辱伊斯兰教。

一厢情愿地断言一件艺术作品具有煽动性,动辄对著艺术创作者穷追猛打,其实已忽视了,艺术本质上允许多重解释与无限的想像空间。

最近,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展出几副看似国家元首、元首后及首相背景的画作。作品又触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他们认为作品污辱了王室、践踏了马来人尊严,大张旗鼓要求当局对付这些画作的创作者Vicent Leong,什至有人要求褫夺其公民权。

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这些人其实是在告诉别人,他们还搞不懂艺术。

覃心靖

东方日报助理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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