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霸凌在近期成为社区热议话题之一,尤其是沙巴的13岁少女扎拉凯丽娜(Zara)遭霸凌致死的事件发酵,全国多州都有民众要求为她讨回公道,在事件曝光后,政府及相关部门亦表态将彻查此案。
MY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家张庭锋在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事后追责固然能让潜在加害者心存忌惮,从而减少类似行为,但若缺乏事前预防与长期教育,霸凌仍可能以不同形式不断重演。

他引用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的“文化维度理论”研究中发现,不同国家的人对权力、规则、关系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其中,截至2015年的数据显示,大马社会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指数高达104,为全球最高。
他解释,权力距离指数越高,代表社会对权力不平等的容忍度也越强,人们通常倾向于服从权威,即便是明显失当的要求,也有可能被合理化为社会运作的“自然状态”,成为滋养霸凌的土壤。
“霸凌不仅存在于校园,在职场、家庭中同样普遍,其核心本质就是权力不平衡,而在不同环境中,角色也可能发生转换,即被霸凌者有时会在另一处成为加害者。”

他指出,一名父亲若在职场中遭受欺凌,可能会将挫败感带回家中,以父亲的身份对妻子或孩子施压,而在家中长期承受强权的孩子,而在家中长期承受强权的孩子,也可能把这种畏惧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学校里‘转嫁’到更弱小的同伴身上,以此证明自己的优越。
为此,他认为,校园霸凌的成因并不单一,施暴者除了可能在霸凌过程中寻求优越感,也有部分可能因从众心理而加入霸凌。
他也引述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斯坦福监狱实验”作为例子,指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容易让人性迅速划向两个极端,一方滥用权力,另一方被迫屈服并选择沉默。
孩子遭霸凌还是小打小闹?
张庭锋指出,霸凌并非新鲜事,但随著网路的普及,其形式不断演变,从早期的取绰号到如今的肢体暴力与网路霸凌,都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绝非师长或家长口中所谓的“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
“当孩子在求助后得不到正面回应时,可能会开始找借口逃学,这其实已经是他们向大人发出的警讯;所以家长应该给予孩子更多信任,认真看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并提供成熟的解决建议。”
张庭锋强调,孩子在校园中遭遇欺凌时,通常会向老师或家长求助,但成人对欺凌的界定模糊,常将其视为小问题,甚至反问受害者“为什么别人不欺负别人只欺负你”,或仅对加害者口头警告,结果反而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他也补充,若孩子已遭遇欺凌,首要措施是“物理隔离”,例如调班、转校或暂时请假,以降低身心伤害。
遭霸凌这需举证往往成二度伤害
他透露,目前前来寻求心理谘商的人当中,每10人或有半数为未成年人,当孩子们已经走到“向外求助”这一步时,往往意味著他们已承受了相当程度的心理压力。
他说,最无奈的莫过于被霸凌者在告知外界自己遭遇霸凌时需要举证,证明自己确实被欺负,这对他们而言为二度伤害。
“当然,现阶段并没有很好的方式来杜绝霸凌问题,然而若真的想要减少霸凌,绝非靠喊口号或邀请专家办讲座就能做到的。”
张庭锋强调,霸凌问题牵涉体制、社会与文化,若要根本改善,就必须从教育著手。
“我们的教育课纲应该要培养少一些盲目的‘服从’,多一些平等与批判思维,让孩子们学习对不公不义的事情勇于发声。”
他也指出,在发生霸凌事件时,应提供受害者安全的出口,例如在校内设立专业辅导单位,让孩子有倾诉的空间,而师长绝不可轻忽任何求救讯号,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帮助被霸凌者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