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选举,东马的本土化、自主权和《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MA63)总会成为马来西亚政治讨论的焦点。而且随著东马的地位在宪法中重新被确立,东马的政绩和政治决定,也让各州有所启发,重新审视地方与中央关系。如今,沙巴与砂拉越能否在本土化、自主权与MA63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已成了中央政府能否在选举中得到各州政府认同的其中一项判断标准。
上周,砂拉越总理阿邦佐哈里宣布,砂拉越州议会将于10月26日解散,为第13届州选举铺路。选举委员会随后将决定正式的选举日期。这场州选除了决定新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让人关心的,是砂拉越对联邦政府的自主权诉求,是否能有所进展,会不会仍旧停留在遥遥无期的谈判阶段?
无独有偶,沙巴40%宪法特别拨款的上诉案也将在10月29日于上诉庭开庭。联邦政府针对高庭相关裁决提出上诉,争议涉及1974年至2021年期间沙巴应享有的宪法特别拨款权益。值得一提的是法庭此次作出了破格的特殊旁听安排。因此,沙巴法律协会(SLS)近日也提醒公众遵守出席安排及法庭的安保规定,让这场涉及沙巴宪法权益的司法程序受到更多关注。
砂拉越州选,沙巴开庭。仔细观察这两件事,就不难发现东马正面临著共同的政治难题:在马来西亚联邦体制中,东马的宪法地位与权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实际的政治与财政话语权?
从口号转化为制度性保障
砂拉越政党联盟(GPS)长期将维护砂拉越在马来西亚联邦内的权益,作为其政治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可否认,近年来砂拉越在MA63相关议题及部分行政事务上取得一定进展,但在财政分配和国家权力结构的核心政治诉求上,协商依然举步维艰,特别是围绕财政分配、资源管理和州自主权的争议仍然存在。所以对于部分砂拉越人民而言,接下来的政治诉求已经不仅仅是政府是否持续与联邦谈判,而是政府必须在接下来的协商中取得胜利,且必须是直指宪法保障与联邦关系的核心问题,并将诉求转化为明确、可执行且持续落实的制度安排。
而在沙巴40%宪法特别拨款上诉案中,则将这种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带入司法层面。争议的关键不只是40%特别拨款的计算方式,也包括宪法规定的定期检讨机制是否获得落实,以及相关权益应如何通过法律程序得到保障。简而言之,东马已经不满足于中央政府口号式的表态与承诺,或联邦与州政府停滞在会议室里的冗长谈判议程。其中所涉及的宪法地位、财政安排与自主权,关系到联邦体制如何运作,以及东马的权益,都应获得制度性的保障。
政治影响力不等于制度性保障
笔者过去曾多次从不同角度探讨MA63,而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砂拉越州选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东马在联邦体制中话语权的契机。笔者认为,砂拉越政府在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州权益方面,确实展现了一定的施政成果。然而,政治筹码不等于制度保障,政治影响力也不必然意味著宪法权益能够获得充分落实。
在联邦政治中,州政府可以通过选举取得民意授权,凭借国会议席参与联邦层面的政治协商,并通过与联邦政府谈判争取更多资源与行政权限。这些都是州政府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政治筹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稳定、明确且不受政治局势轻易影响的制度保障?当州政府需要依靠政治谈判争取权益时,相关权益的落实是否也会受到执政联盟关系、政治形势及双方谈判条件的影响?
政治协商固然是联邦与州政府解决分歧的重要途径,但对于已经受到宪法保障的权益,其落实不应完全取决于当下的政治关系、执政联盟的需要,或不同政府之间的谈判气氛。否则,即使州政府在联邦政治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相关权益仍可能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面对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东马的自主权与MA63课题属于联邦政府与东马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不应依赖每一届执政团队的前仆后继去支持,而是应该得到从宪法到明文条规的制度性保障。宪法所保障的既有权益,就应当通过清晰、可执行的制度去安排并获得落实,而不是随著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东马有话语权吗?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东马在马来西亚联邦体制中,究竟有没有话语权?笔者认为,东马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东马能否在涉及自身权益的议题上,获得稳定且有效的制度保障?州政府能否在财政与行政事务上拥有明确的权限?而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分歧,又能否通过透明、可问责的程序得到解决?这才是笔者以及东马人真正想要的“话语权”或者说是政治制度上的兜底与保障。
当沙巴必须通过司法程序厘清特别拨款争议,而砂拉越又即将进入新一轮州选时,两件事所呈现的,正是东马权益的不同面向:一边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如何得到落实,另一边则是州政府如何通过政治授权继续争取自主空间。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却共同指向联邦体制的一项重要考验: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究竟能够建立在怎样的规则、责任与相互尊重之上?
东马是否拥有话语权,不应只看它在政治关键时刻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更应看这些影响力能否转化为长期、明确且可以落实的制度成果。毕竟,真正的问题不是每逢选举,东马的权益会不会再次成为焦点,而是当选举结束、政治谈判告一段落之后,这些权益是否仍然能够持续通过宪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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