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案，总是每朝政府备受瞩目的时刻。无论哪个政府执政，财政预算案几乎都会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毕竟预算案中的每一项政策，不单单是人民审视政府要怎么兑现大选承诺的重要凭据，也是影响国人现在乃至未来生活重要方针。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其中一项备受关注的议题，就是最低薪金调整。这项政策不仅关系到打工族的收入，也牵涉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无论是纳税人、员工还是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会受这项政策影响。
在上周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宣布将最低薪金从每月1700令吉调高至2000令吉，计划于2027年6月起实施。与此同时，政府也提出让年营业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获得豁免，简而言之，这项调薪政策，会以更慢、影响面更小的方式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在提高员工收入与照顾中小企业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豁免了大部分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配合调薪以后，究竟有多少员工能够真正受惠？而当政府以年营业额作为豁免门槛，这个标准又是否足以评估一家企业能承担多少人事成本？因为营业额相同不代表背后的经营状况也相同。需要建厂、大量囤货，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令吉的工厂，很可能一年实际赚到的钱还没有一个年营业额3000万的火锅连锁店来得高；可工厂所需要的人手，却又比全国布店的火锅连锁来得少，两者到底谁更有能力面对增加的人事成本？笔者也不清楚。反正，绝不可能是一项年营业额就能判断出来的。
国家经济 = 员工 + 企业
很多时候，一项政策发布的出发点是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然而，要达到“、改善生活、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可不是单纯提高人民收入就能做到。政府考虑了如何提高员工的收入以后，是否也思考过要如何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与支付能力？毕竟如果企业因承担不了增长的人事成本而选择裁员或停业，那员工也必然利益受损，影响生活。政府在思考提高最低薪资的时候，也应该同时备有让企业有能力支付合理工资的辅助、提升或指导方案，不能让低薪员工成为企业经营风险的共同承担人。
更别提政府这次的涨薪措施暂时只会作用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上，这些企业普遍需要靠制度和系统去管理，当一个300令吉的涨薪幅度出现在入门级薪资表以后，公积金（EPF）、社会保险（SOCSO）及就业保险（EIS）等法定缴纳款项，以及其他相关的雇佣成本也会随之提高。当入门级员工的薪金提高，初级、中级与资深员工之间原有的薪酬差距也可能逐渐缩小，使原有制度需要为此而调整、改变。这些变化需要有人重新规划、设计，也需要全体员工去配合与适应，这些看不见的适应成本、时间成本难以量化，却都是企业要承担的压力。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知道营业额一旦超过5000万令吉就可能失去豁免资格，那么这项制度会不会在无意间影响企业扩张、投资或招聘的决定？企业是否可能因此延迟扩张，甚至通过调整企业架构来争取豁免？这些都不是可以直接断言已经发生的事，却是政府在设计政策时应该评估的潜在风险。
站在员工个人与企业自身的角度，企业作为雇佣员工赚钱的一方，理应给予合理报酬，面对薪资成本增长的变化与风险，自然是责无旁贷，需要一力承担下来。但站在国家经济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政府就不能用“企业本该承担合理的人事成本”一言蔽之。若说员工是承载国家前进的车轮，那企业便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那台引擎。要让国家经济跑得更稳更快，除了换上更好的轮胎，引擎也必须一并升级。薪资制度与企业提升政策，必须齐头并进，才能有效提升国家经济水平，进而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活水平。
大家都有难处
5000万令吉是一条政策上的行政界线，不是企业支付能力的天然分界线。若处理不当，还可能成为员工与企业对立的分割线。政府的责任不应止于调整最低薪金，也应该创造让企业有能力持续加薪的条件。这包括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生产力、改善经营效率、推动技术升级，以及提供有针对性的转型支持。提高员工收入与维持企业经营，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选择；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政府如何让企业有条件提高营业额与生产力，让员工获得更合理的报酬，同时让企业维持可持续的经营。
一项政策推行，影响的是方方面面，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们无法要求政府的每一项政策都能完美解决所有问题，但在薪资课题上尽可能兼顾员工与企业，仍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期待明年6月政策推行的时候，对大家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土生土长的沙巴人、11点妹（华土混血儿的后代），专注东马课题、人文历史及食物永续课题研究以便提高东马的能见度，坚信政策研究是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