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前首相纳吉获得国家元首有条件特赦，获准在符合条件后，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SRC国际公司案件的剩馀刑期，期限至2028年8月23日，条件之一是缴付5000万令吉罚款。
纳吉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位被判刑入狱的前首相。无论一个人曾经拥有多高的政治地位，最终都必须面对法律制裁。这原本向社会传达了一个清楚的信息：在法律面前，首相与普通人民一样，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本来应该是马来西亚法治史上一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件。
然而，这个象征法治的意义，却在纳吉后续一连串的减刑、特赦及居家服刑争议中不断受到冲击。
纳吉涉及的并不是一般刑事案件，而是SRC国际公司及一马公司（1MDB）相关案件，涉及巨额资金及跨国金融调查。纳吉在SRC案件中被定罪入狱，后来又在另一宗一马发展公司（1MDB）案件中被高等法院判处15年监禁及巨额罚款。社会因此对其再次获得宽减及居家服刑安排产生强烈反应，并不令人意外。
C4 Center（反贪污及朋党主义中心）甚至批评，这次第二度特赦进一步削弱社会对法治的信心。G25（马来显要组织/马来精英组织）也要求政府说明特赦过程中的法律意见及相关程序，认为公众有权知道这一重大决定是如何作出的。
当然，国家元首依据联邦宪法行使特赦权，是必须受到尊重的宪政事实。
但尊重特赦权，并不意味著政府不需要面对人民对程序透明度的质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目前仍缺乏一套完整而明确的居家服刑制度。政府虽然已经推动相关监狱法令修正，但制度尚在建立过程中。一个国家如果连居家服刑的法律机制都还不完整，却首先面对一名前首相的居家服刑安排，自然会引发社会对执行标准、法律依据及是否能够一视同仁的疑问。
这不仅是纳吉个人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
行动党的角色
此次特赦也不是无条件释放。纳吉必须缴付5000万令吉罚款，并遵守相关条件；如果违反条件，特赦可以被撤销。问题是，这笔巨额罚款短期内能否缴清，仍然受到关注。巫统方面若为纳吉筹款，也必然面对另一个道德问题：政治支持与反贪价值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划清界线？
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行动党的角色。
过去十多年，行动党在揭露1MDB、反对贪腐及批评“盗贼统治”方面立场鲜明。2018年的509政权更替之前，行动党也是推动社会关注纳吉政府及1MDB问题的重要政治力量。
但今天情况已然不同。
行动党已从反对党成为联邦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它是在政府之外要求执政者承担责任；如今，它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
因此，人民对行动党的期待，自然也必须从“反对贪腐”进一步提升到“执政后如何坚持反贪原则”。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在面对纳吉获得居家服刑的案件，最终在9月19日宣布辞去交通部长职务，并由行动党中委会接受。这是一项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决定。
但必须看到，部长辞职并不是改革的终点。
政治责任
纳吉案件并非交通部造成的行政失误，陆兆福的辞职更多是一种政治责任的承担。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单是陆兆福辞不辞职，而是行动党在未来这一年还身处执政成员党，究竟能够继续推动多少真正的制度改革。
特赦程序能否更加透明？居家服刑能否建立统一、明确、不因人而异的法律制度？政治献金是否能够受到有效监管？反贪机构及司法改革能否继续推进？
这些问题，才是人民最终想知道的、看到的。
陆兆福可以选择离开部长职位，但行动党不能因此离开改革的责任。
安华政府同样必须面对现实：人民当初支持政权更替，不只是为了换一批执政者，更是期待国家制度也有所改变。
纳吉居家服刑事件已进入新的阶段，但马来西亚的反贪与法治改革并不能因此结束。
政治人物可以辞职，政府也终会更替；但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人民对法治的信任，要重新建立，远比赢得一次选举困难。
剩下的一年，才是真正检验安华政府与行动党如何实现改革承诺的关键一年。
不然，人民要问：到底陆兆福为何需要这个时候大动作选择辞去内阁部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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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教育机构董事、吉隆坡科技大学董事兼中国运营部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