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王室权力与宪法边界的争议，再次暴露我国面对的体制核心问题：这个国家到底是“宪法至上”，还是“谕旨至上”？
行动党前国会议员潘俭伟一句“人民应忠于联邦宪法，而非单纯服从谕旨”，立即遭到巫统、土团党及伊党围剿，警方甚至接获约整百宗投报并展开调查。问题是：潘俭伟到底说错了什么？
马来西亚实行的本来就是“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君主专制”。国家元首与各州苏丹拥有崇高地位，但联邦宪法才是国家最高法律。若连“君主无权凌驾宪法”这种最基本的宪政原则都不能讨论，那马来西亚离现代民主国家还有多远？
更讽刺的是，此次风波竟是从“养猪问题”引爆。
雪州政府宣布逐步全面淘汰州内养猪业后，雪州苏丹沙拉夫丁直接谕令关闭养猪场，不得继续资助集中养猪计划，改以进口猪肉满足非穆斯林需求。州政府则选择全盘照办。
问题不在于养猪场有没有污染，而在于：谁才是最后作决定的人？
如果州政府最终只是执行谕旨，那民选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州议会又算什么？行政权究竟属于人民选出的政府，还是属于不可挑战的王权？
支持者会说，苏丹是伊斯兰守护者，有责任维护马来社会与宗教敏感。但问题是，今天被介入的是养猪业，明天会不会扩大到娱乐、教育、文化甚至经济政策？当宗教与王室权威不断扩张，世俗行政空间就必然不断收缩。
养猪问题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从来不是单纯农业问题，而是“华裔经济与饮食文化”对撞“穆斯林宗教情绪与王室权威”的政治象征。
华社担忧的并不只是猪肉，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某项产业因为宗教与政治压力而被“一刀切”消灭时，少数族群生活方式与经济空间，未来是否还能受到宪法保障？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天许多人已经把“质疑政策”与“侮辱王室”混为一谈。
在真正成熟的君主立宪国家，王室可以被讨论，政策可以被批评，谕旨更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被检视。英国、日本、北欧王室皆如此。唯有独裁体制，才会把王权神圣化到不容讨论。
事实上，马来西亚历史上真正明确限制王权的人，正是高龄100岁的前首相马哈迪。
限制元首权力
1983年，马哈迪修宪限制元首否决权，规定国会通过的法案，即使国家元首未签署，也可在限定时间后自动生效。此举实际上削弱了元首对立法的绝对否决权，加强了民选政府与国会主导地位。
1993年，政府进一步推动取消王室司法豁免权。在数起涉及王室成员殴打平民事件引发社会强烈不满后，政府成立特别法庭，允许统治者在违法情况下接受司法审讯。这意味著王室正式被纳入现代法治体系之中，不再凌驾法律之上。当年许多人痛骂马哈迪“冒犯王室”，但今天回头看，若没有那两次修宪，马来西亚恐怕仍停留在“王权高于法治”的旧时代。
这也是历史最大的讽刺。
很多华人长期批评马哈迪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甚至认为他是大马种族政治的重要推手。但至少在“国家不能由不可问责的权力主导”这一点上，他当年确实维护了现代宪政制度最基本的底线。
今天的我国社会，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有人冒犯王室”，而是越来越多人不敢讨论权力边界。当“忠于君国”被无限扩大，却刻意忽略“维护宪法”与“尊崇法治”，国家原则本身就已经被扭曲。
一个健康国家，人民忠于的首先必须是宪法，而不是任何个人、政党或权威。因为唯有宪法，才能保障所有族群最后的平等与自由。
否则，所谓君主立宪，最终只会慢慢退化成“披著民主外衣的封建政治”。
尊重王室，忠于君国，这一点从来没有人会质疑。但若把对于宪法权利与制度边界的理性讨论，刻意模糊诠释成“不尊重王室”，两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冯京当马凉，更是在混淆宪政讨论与误入情绪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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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董事及吉隆坡建设大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