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导向世俗化,或说现代化在其部分本质上其实就是世俗化——如说经济及科技的发展逻辑越来越脱离宗教之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一般的传统宗教叙事和制度难以完全维系至今,乃势所当然也。

惟自然无可否认,普罗大众往往对传统宗教所提供的秩序,未必全已失去信任和依赖,尤其蛮多人还是对具神秘性及神圣性的事物未能“免疫”。但基于现代化大局和潮流中的话语权及决定权,通常由“先进”乃至“激进”的精英(特别是受过西式教育者)所把控,或者由绝对强势的外来者所定夺(如不少部落社群所遭遇的),所以最终还是难以抵挡世俗化的蔓延和泛滥。

当然,在某些社会,有趣的是传统宗教的部分元素也会被引领、主持现代化工程的社会精英所开发和利用,尤其那些有助于推进反殖民、反西方或反社会主义议程者。于是吊诡的是这些社会一方面讲求现代化、世俗化,但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显然更加宗教化了。惟这种宗教化整体上就不一定是传统宗教观念及秩序的维系或复活,甚至本质上乃非常“进口”、“移植”的,和外来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等的性质类似。

不管怎样,相较于其他非西方社会,泛中华群体所经历的现代化冲击显然更加“全面”和“彻底”,这或得归功于精英们在关键时刻得以对原有秩序进行“变天”,尤其是推翻了作为传统文明之骨干和定锚的帝制,又加上社会主义革命更进一步捣毁、抽空了千百年宗法社会根深蒂固的基业(包括文化上的反孔和社会—经济上的土改)。于是乎,其连带效果是传统宗教及其文化一时间真的失去了长久共生的环境和语境,以致对现代化及世俗化难以招架。

其实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朝鲜和越南,惟由于相对弱小,所以个中的外来因素,即侵略者和殖民主义的作用相对而言较主要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现代化虽同样由精英主导,但却是相对保守的精英,所以其不但强化了帝制,也改造了传统宗教,把原本地位应该不如——或至少仅与佛教并列的神道教提升至“国教”的地位。 虽说二战后美国短暂的管治的确解构了部分日本传统建制,但美国人却放过了皇室,这无疑替其留下了一个关键的传统之“锚”。

总之,了解现代化和世俗化对一传统社会整体性、关键性的冲击和改造,就可了解现今泛中华群体之儒佛道三教大传统的困境,即失去了与其长久共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境,同时对现代新语境则还没充分适应、调整过来。虽说近几十年来一些推广人间佛教理念的所谓“台湾佛教”教团的革新努力确实令人侧目,但毕竟只相对局限于佛教界,且在三教的传统主场即中国大陆,类似理念和发展虽非没有,但还是得面对更有限的条件和空间。

终究而言,现代化乃无可阻挡的大势,更甭说对一社会的生存休戚相关。从早期的少数精英到现在的普罗大众,恐怕除了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分子之外,没人会否定其必要性。这意味著传统事物,包括宗教及文化只能自我调适,乃至蜕变才能维系其命脉。惟坦白说,现代化非万能和全知,一些人和社会的基本问题,包括对价值、秩序、超越,乃至与之相干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的追索,都尚无终极答案,而这正是传统宗教及文化得以传扬本色的契机所在。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郑庭河

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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