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来自沙巴的观察者,笔者在看吉隆坡水上音乐节争议的时候,第一反应其实是觉得有些“理所当然”。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西马,尤其是已经很少见到各族同胞一起坐在华人咖啡店的吉隆坡。对此,笔者甚至隐约有一种自豪感:如果是在东马,大概不会出现同样的争议。然而,就在这种自信尚未消散之际,笔者却遇到了一件有些耐人寻味的小事。

和平常一样,笔者到一家连锁杂货店购买非清真的腊肠。结账时,收银员没有直接接过商品,而是示意将包装翻到背面,以便扫瞄条码。当下笔者愣了一下,才意识到对方是穆斯林,不愿直接接触这类食品,即便它们是完全密封包装的。

这件事本身并不激烈,就只是个人信仰的谨慎选择。但当笔者把这件事与家人分享时,却得到一个意外的回应: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早已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过多次。在不知不觉之间,沙巴的社会氛围,似乎也在发生某种变化。

文化能包容,极端有额度

讲道理,恪守戒律的信徒存在于各种信仰,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忌食五辛的佛教徒、复活节前夕不吃红肉的天主教徒,也比比皆是。尊重、理解、包容、配合各个信仰的文化礼仪,已经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习惯,大家基本都能正常、平和地交流,理应不会对某些文化表现得特别敏感。除非出现了“极端”的情况。

举国外例子,重视环保的人并不会被人讨厌,但是当极端的环保人士将手粘在飞机跑道上影响飞机起飞,大家在对待这些群体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和小心,并且有可能在这些极端团体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以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厌恶情绪,甚至出现对抗。

我国目前的情况,并未在民间出现什么难以调和的厌恶、对抗事件,可某些政客“理直气壮”、“义愤填膺”的表态,却在不断消耗大家对“极端”的容忍度。我们容忍极端的“额度”,已经越来越少。

以水上音乐节为例,若马来西亚人前往泰国参与泼水节,往往以“文化体验”之名欣然参与。但类似形式的活动若发生在本地,却可能迅速被质疑是否触及宗教或道德界线。在围绕水上音乐节的诸多评论中,可以清楚看到一种倾向,原本属于城市娱乐的活动,被不断放大并包装为“文化危机”;而部分个人层面的保守判断,也在舆论中被转化为“全民道德焦虑”。当这种叙事逐渐成为主流,每一次关于这类活动的筹办和讨论,都必须先从“应不应该存在”的价值判断开始。

2026年被定为马来西亚旅游年2026,国家一方面积极对外推广多元文化与开放形象,“Malaysia Truly Asia”依旧是对外叙述的核心,但另一方面,国内舆论却不断出现对文化与娱乐活动的道德审视,甚至动辄上升为价值争议。

若一场以水为媒介,贯穿中国南部到泰国的祈福文化活动,在马来西亚也遭到如此非议,这种内外之间的落差,不禁让人反问:所谓“多元共存”,究竟是现实,还是逐渐被消耗的想像?

当“额度”成为政治工具

回到前面的问题,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环境里,有信徒比较恪守戒律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碰到不符合自己教义的活动,避开就行。但却始终有政客将单纯的个人宗教选择上升至全民问题,把“极端”当成政治工具。例如,雪州伊青团副团长莫哈末法祖丁曾公开点名旅游部长张庆信,提出所谓“5宗罪”并要求其“体面离职”。类似操作并非孤例,而是长期存在,并反复被使用的一种伎俩。“极端额度”被反复利用,反映出一种趋势:宗教与道德议题,仍然可以被有效转化为政治语言与动员工具。

当某些文化的价值判断被不断工具化,公共讨论的空间便会随之收缩。更别提目前我国这个多元宗教、文化的环境里,却只有某个宗教里的某一种信仰方式被反复搬上政治长桌,这就不止是公共讨论空间大不大的问题,还会使得人们将“极端”二字轻易套在相关文化上,导致全民变得敏感。

好比笔者前面提及的买腊肠情况,若店员换成一名有特定信仰背景的素食者,不愿触碰荤食而希望作者帮忙翻面,笔者和家人的讨论或许就不再是沙巴的社会氛围有什么变化,而是对恪守教条的信徒表示敬佩,并且开始好奇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会有这么特别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信仰方式被反复放大审视,同样也会对相关宗教、文化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信仰方式”属于宗教的其中一部分,某些宗教本身就包涵多种不同的信仰方式。若只有某一种信仰方式不断被政客强调、提及,那所有信徒都会开始审视自己原有的信仰方式。所以,信仰被政客极端化以后,压缩的公共讨论空间是全民范围的,并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文化或信仰可以豁免。“极端的额度”一直都是全民共享的,若这个额度到达了临界点,政客们自以为能吸引来的选票,也会在一瞬间付之东流。

综上所述,宗教、信仰、文化,任何一种,在马来西亚都是值得尊重、包容、理解、配合的。但如果将任意信仰方式摆到了全民正义、全民必须配合、退让的高度,那就成了一种极端。

在一个多元种族文化信仰的社会中,界线本身不可避免,但当界限不断的被推向单一标准,并被用于定义他人生活方式时,它就不再只是价值选择,而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压力。在我国这样一个多元现实中,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能不能更保守”,而是当所有空间都必须通过同一种标准来被验证时,多元本身,还剩下多少弹性和额度来消化?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张孝仪

土生土长的沙巴人、11点妹(华土混血儿的后代),专注东马课题、人文历史及食物永续课题研究以便提高东马的能见度,坚信政策研究是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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