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日执笔，源于内心深切的不安。这种不安并非仅针对个别涉嫌不当行为的事件，而是针对一种日益加深的观感：我国关键机构正被扭曲，甚至被“武器化”，从而威胁法治根基以及由安华领导的昌明政府的治理诚信。
争议的核心在于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这个本应独立、肩负反腐重任的守护者，如今无论这种观感是否完全准确，它却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容易被强大企业利益操控的工具。有关“企业黑帮”利用反贪会程序对目标施压，迫使其作出商业让步甚至接受敌意收购的指控，不仅损害我国的商业生态，也严重打击外来投资者对国家的信心，尤其是在有关报道已见诸彭博社之后，更是如此。
涉及商人陈文龙的案件已成为舆论焦点。对其两处物业的突击搜查以及冻结与其相关的超过五百个账户，表面上展现出强而有力的执法行动。然而，这些行动却引发了更多疑问而非答案。这究竟是真正的执法伸张正义，还是为了转移公众对相关执法人员所受严厉批评的注意力？抑或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以误导公众相信问责机制正在发挥作用？
选择性调查
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何至今未见任何针对反贪会内部人员行为的实质调查？在任何成熟的治理体系中，对执法机构内部滥权的指控，理应接受同等甚至更为严格的内部审查。只追究所谓的“共犯”，却对执法者本身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视而不见，这明显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正是这种选择性执法，引发了剧情的重大反转。当陈文龙公开指称，他曾向一名公正党国会议员支付950万令吉，以解决其所谓涉及“企业黑帮”的问题。他同时声称，自己在被逐出上市公司NextG Berhad（该公司获得一项为期六年、总值17.3亿令吉的国际护照供应政府合约）时，也是“企业黑帮”的受害者。就在陈文龙向媒体发布其长达40页的声明后不久，双溪毛糯国会议员拉玛南便在一种近乎不寻常的仓促之下，甚至在2026年3月30日（陈文龙设定的归还950万令吉最后期限）之前，就公开否认自己是相关的那名国会议员。
这或许只是大坝出现的一道裂缝，预示著更大规模的丑闻可能随之曝光。
争议性的反贪会首席专员
这也不可避免地将焦点引向围绕阿占巴基的长期争议。他被广泛报道违反公务员行为守则，尤其是在持股问题上，始终未能在公众舆论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由总检察长莫哈末杜苏基领导的高规格特别调查委员会已展开内部审查，并已向内阁提交报告。然而，该调查结果至今仍被严格保密。在此背景下，班登国会议员拉菲兹声称，调查发现反贪会首席专员在9家公司中持有总值达1400万令吉的股份。仅从数额来看，这本身就足以促使对其财富来源展开彻底调查。然而，这位态度强硬的反贪会主席非但未向公众作出解释，反而讽刺地提出防范通过公众筹款进行贪污的新法建议。
为何昌明政府惧怕向他采取行动？
2026年3月11日，政府发言人法米表示，内阁已接收并讨论相关报告，但拒绝公开任何细节。两天后，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承认，该党未能说服内阁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但强调调查仍在“进行中”。更耐人寻味的是，交通部长透露，他早在五年前已知晓类似的“企业黑帮”案件。
迄今为止，此事的处理严重缺乏透明度。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竟然依赖反贪会“自查”。当调查者本身也处于被调查之中时，沉默、拖延、含糊其辞以及调查过程中的消极态度，其破坏性并不亚于指控本身。
政府似乎寄望于通过不延续任期的方式，为事件作出一种“低调的行政收场”，这是完全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必须明确指出，任期届满并不等同于问责，更不能被视为纪律处分。这不过是回避责任，掩盖侵蚀机构根基的制度性弊端。
更糟糕的是，公众普遍感觉首相本人在为阿占巴基辩护。在持股风波曝光后，当记者询问是否会因公众压力而撤换反贪会主席时，安华回应称：“orang yang buat kerja, nak pecat pasal apa?”（一个在做事的人，为何要被撤职？）这与他在2021年另一起类似事件爆光时，曾主张应暂停阿占巴基职务以待调查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这不禁让人怀疑，后者的职位对现任政府具有特殊价值。这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反贪会被用作政治工具、以巩固执政首相政治支持的观感。无论此观感是否完全属实，这种印象本身已严重侵蚀公众信任。
系统性合谋
遗憾的是，这种腐化似乎远比表面更为深层。我们所目睹的，并非零散个案，而是一种文化的逐步固化。在这种文化中，强制性权力可以被选择性运用，执法可能失衡，而制度防线亦不足以防止滥权。一旦此类做法制度化，改革将变得异常艰难。
由总检察长主导的政府调查，至今未能重建公众信心。缺乏独立性、透明度以及直面真相的勇气，这类调查极易被视为流于形式的“政治表演”。
即便上述指控中只有一部分被证实，其影响亦将极为深远。这不仅意味著个别不当行为，更可能揭示制度性合谋的存在。
从政治角度来看，风险不容低估。昌明政府正面临公众信心下滑的困境，尤其是在非穆斯林选民群体中，疏离感日益加深。这种情绪部分源于兴都庙拆除事件以及雪兰莪州养猪执照未获更新等议题。这些并非单纯的行政问题，而是触及少数族群的文化与经济安全。
在这样的氛围下，执法机构被“武器化”的观感进一步加剧不公之感，也强化了政府不愿或无力维护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叙事。
随著下一届全国大选临近，这种趋势在政治上是难以持续的。任何政府，无论初衷多么渴望良政，公信力一旦被侵蚀，便难以恢复。
前进的道路
前路虽艰，但方向明确。政府必须正面回应这些问题。这包括：设立真正独立的调查机制，全面审查反贪会及其人员行为；在阿占巴基事件中提供充分且透明的问责；确保执法公正无偏，不受政治或企业利益左右；以实际行动重申对宪政与法治的承诺。
任何低于此标准的回应，都将被视为在国家关键时刻的领导失职。历史不会以口号评判一个政府，而是以其在关键时刻是否有勇气采取行动来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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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前部长，前沙巴自民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