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可说是可比性颇高的两个人口大国，一贯以来，也被拿来做比较。近期，评论界还有指出印度迟早会赶上中国，主因之一在于自2023年始，印度人口便反超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人口大国，更引人关注的是印度人口较中国年轻得多，如印度的中位数年龄是28岁，而中国则是近40岁，而且印度人口处于增长阶段，而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进入递减阶段。
在这一消一长中，印度迟早会赶超中国，如新加坡领袖李显龙便持这种看法。表面看来，印度在人口方面确是占了优势；只是能否在综合国力方面超越中国则有待观察。
无疑，印度本身也爱夸耀说印度已是全球仅次美国、中国与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即在以美元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在2024年超越日本。实则，若以购买力平均价（PPP）计算，早在多年前印度已排名第3，仅次于中国与美国。
说到底人口规模大，确可能是一项优势；只是，论及一国的综合力则不能光看人口，而得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人口的素质。整体上言，中国人口素质如识字率远高于印度，这与中印两国的发展战略有关。中国自统一以来便很注重扫盲，甚至不惜把汉字简体化，而印度则偏重精英教育，忽略基础教育，偏重精英教育也的确使印度培养出不少人才，而且偏重英语的高等教育也为这些少数精英提供了到英美等国发展的良机，使不少印度精英在英美等国表现突出，甚至当上不少美国科技霸主首席执行员，如谷歌、微软等。与此同时，这也为印度的软件产业提供了可观的可用人才，使印度的软体产业大放异彩。
可问题是，广大的印度基层则长期处在赤贫陷阱，如有约40％的印度人日均收入不到2美元／7.8令吉，可中国则已在2023年进入小康社会阶段。
为何中国较成功地脱贫致富而印度则否？原因当然是多重的，就较关键的几个主因而言，则涉及了天时、地利、人和与发展战略的不同。从时机上言，1960-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发展时机，错过了这个时机，要脱贫致富便事倍功半。
亚洲四小龙能在1990年代成功脱贫致富，固然与其发展至上的战略思路有关，也与这时期的时空条件有关，特别是在1980-2010年时期，这是发达国，特别是美国大力推动全球化的政策相关。可进入2010年代后，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潮流，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脱贫致富努力增加了阻力。
印度错失机会
尽管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发达国掀起了遏制中国发展的去风险化与去中国化风潮，从而增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变机，可印度却未能把握良机，而再度错失机会。
本来在2014年，印度人民党取得印度的中央执政权时，其总理莫迪曾提出宏大的发展愿景如要把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从15％提升到2025年的25％，可实际情况则是制造业的占比不增反减，从约15％下跌到约14％。这就大大地阻碍了印度的脱贫致富与升级为世界工业及世界大国的宏愿。
为何印度的工业化基本上失效？原因也是多重的，如基础设施不足，劳动法严格，工会力量大，土地问题难搞，腐败严重，官僚主义盛行等，更重要的是政策多变，一时一样使许多跨国公司无所适从。
这个多变政策还伴随著追税恐怖主义，即政府党借故追税，如中国的手机商小米便身受其害。更严重的是许多在印度经营多年的外企也常因政府或工会的无理要求，而决定撤资，如台湾的台积电，联发科等。
约言之。印度倾向于养肥后才杀鸡取卵政策，其后果便是尽管印度有庞大的市场，可却没善用这个优势而急功近利地吓走了外资。总的来说，印度的招商引资政策是，先吸引后算帐的见不得外资赚钱的眼红心理。殊不知，外商来印度重视的是可预测性与可靠性，若政策朝令夕改，又见不得人好，又怎么能留得住外资？
这也是何以，为何人口只有近1亿越南吸资力远高于印度的主因之一。印度的市场是够大，只可惜无法贯彻双赢政策，以致留不住外资。
脱贫致富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脱贫致富最佳的战略便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而要出口又不得不依靠拥有资本、技术与市场的外资，印度又偏偏见不得人好，唯恐外资赚了印度人的钱而要追回。这种心态恰恰是致成外资不信任印度的主因，使印度空有人口优势却不能把握良机善用外资以便人好我好，共存共荣，互利共赢。
无疑许多发展中国家均有一定程度的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可也没印度那么政策多变与反复无常，以致外资难以适从，而宁愿割爱印度。
进而言之，随著发达国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虽然依然可能在低工资、低增值、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吸引外资，可若想像四小龙那样经由高科技制造业脱贫致富已非易事。较有可能的是，虽可能人力密集产业上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机会，可已难如四小龙那样经由高科技技制造业脱贫致富。毕竟，时不我予，天时不在。此点也可从中国面对发达国技术封锁的事例中一窥究竟。
中国由于已在过去的30多年中积累了一定的基础，而在这基础上搞自力更生产业升级与技术自主自强的战略，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则不具备中国的条件，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地尽力而为。
深层地看四小龙能成功脱贫致富，还有一个深层的先苦后甜的金融压抑期。这是一种要求一代人牺牲小我成大我的奉献精神。当然的中国也试图走这个先苦后甜的金融压抑政策，如压抑内需把资源转移到生产性投资（如高科技产业）方面。这个要求人民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政策能否奏效，尚有待观察。印度恐难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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