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马来穆斯林大团结”阴魂不散有其因

2025年12月玻州国盟掀起茶壶风暴，8名来自土团党和伊斯兰党的州议员撤回对原任州务大臣苏克里的支持，导致伊党丧失一名地方首长，玻州拉惹委任土团党籍玻璃市港口州议员阿布巴卡出任州务大臣，土伊两党因这起突如其来的倒大臣事件而闹得灰头土脸。

国盟陷入内讧的同一时间，重启全民共识的声音贸贸然地浮现，巫统青年团团长阿克玛开始呼吁巫伊再度合作，伊党宣传主任阿末法德里和伊青团团长阿夫南给予正面回应，紧接著是土团党青年团领袖哈里斯呼应全民共识概念，这一连串下来让“马来穆斯林大团结”的热血沸腾又再次出现。

其实，关于集结马来政党于一个阵营的论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前首相马哈迪无论在身处于哪个人生阶段，在哪个岗位，停留在哪个光谱，他都三不五时提起马来人要团结起来，毕竟对马来政治菁英和马来选民来说，这个愿景相当诱人。只不过，愿景和现实仍有一段遥远的距离，况且实现马来穆斯林大团结这段路程会面临种种障碍与考验，以致于始终停留在政治措辞层级，无法实际付诸落实。

唯一一次最贴近于马来穆斯林大团结的政治情境是2020年喜来登政变之后，慕尤丁主持一个包含巫统、伊党跟土团党的联邦政府，终于实践“没有行动党，没有安华”的马来政权，惟，好景不长，三个马来政党从头到尾勾心斗角，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存心要把慕尤丁赶出首相署，土团党仗著行政资源和国家机器持续排挤巫统，为阿末扎希、纳吉等人套上官司派（court cluster）的标签，而伊党在不顾巫统反对之下与土团党注册国盟，疏远2019年成立的全民共识。

在地方层级，伊党也不愿跟巫统分享吉兰丹和登嘉楼的行政资源，而巫统在玻璃市和彭亨也拒绝纳入土伊两党，吉打、霹雳、马六甲、柔佛和沙巴算是勉强维持联合执政，其目的仅仅是抵挡希盟趁机夺权，而不是志在马来穆斯林大团结。在马来政党手牵手的三年不到时间，也是马来政党大乱斗的压力测试，即便当时是新冠疫情大爆发，三个马来政党间的对立从未稍息。

可以想见，马来穆斯林大团结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以前办不到，未来也难如登天，其原因大致可总结下列三个结构性因素：

第一，政治分配离不开政党偏见。三党是互相取代、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而非互补的合作关系，巫统、伊党和土团党放眼担任全马来西亚最能够代表马来选民的政党，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排除其他对手，所以，即便是三个政党同处于执政阵营，配给官职和资源依然存在政党界线。

第二，聚焦在相同的战场。巫伊土三党都是马来穆斯林政党，选举部署上都聚焦在马来穆斯林选民及其占优势的国、州议席，但是三党都想成为马来政治版图的霸主，选区提名权跟选战主导权毫无疑问阻碍他们推进马来穆斯林大团结。

第三，意识形态落差。虽说巫统、伊党和土团党的党性无本质差异，惟，三者在更高一层的意识形态存在分歧。巫统强调马来民族主义，伊党一贯推动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为优先的奋斗议程，土团党是高举推翻国阵巫统政府的旗帜出道。在政治现实面前，政党大可随时调整意识形态位置，以回应政党利益，可是，鉴于利益分配和选举布局分歧，抽象的意识形态立场即成三个马来政党的谈判姿态，而这只会为马来穆斯林政党集聚一堂设置门槛，增添壁垒。

惟，何以马来穆斯林大团结的论调不绝于耳，时不时会被挑出来讨论呢？

笔者认为，在解释近期的政治动态之前，需要稍微理解该政治操作的机制。马来社会始终存在某种防御心理，担心国家赋予的权利被非马来社会夺走，深怕失去土生土长的土地，于是在大部分马来人心中形成一种政治正统性（Political Legitimacy），举凡让非马来人有机会扰乱、剥削或压迫马来社会都是大逆不道、孰不可忍的历史罪人。巫伊土三党都想著马来政党凌驾任何一方，但又不想踩到政治正统性的红线，于是乎，谁率先高举马来穆斯林大团结，谁就在掌控主动权，在政治正统性的护甲之下推进政党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包括剿灭其他马来政党及剥削马来选民。

玻州政坛大地震引爆国盟深陷内战状态，在此之前则是前首相纳吉争取居家服刑，还有挑战一马公司25项罪名判决，都惨遭挫败，这些事件发展对巫统、伊党和土团党构成极大的舆论压力，他们都想著找到一个课题以便公众转移焦点，并且将火种往外散播，因此三个马来政党颇有默契地炒作全民共识一番。

总的来说，全民共识是很难执行的政治方程式，它只会限制单一政党的发展，为参与者架设天花板。不过，无论是巫统、伊党还是土团党，三党都有某种共识——面对不利的政治情势炒作马来社会的亢奋情绪。

等待风头过了之后就不了了之，巫统高层领袖纷纷出面泼阿克玛冷水，伊党要求巫统先切割行动党再谈全民共识，土团党对此事相对沉默，一副让子弹飞的样子。因为他们从未认真看待马来穆斯林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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