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18年“509大选之夜”，无疑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重要分水岭。一个执政长达61年的国阵在一夜之间落幕，象征著选民对长期积累的不满与愤怒，也宣告政治权力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板一块。这一历史性转折，并非偶然，而是一连串制度失灵与权力滥用的必然结果。
时任首相兼巫统主席纳吉所牵涉“一马公司”丑闻，正是推倒国阵政权关键导火索。作为国家最高首脑，他未能以身作则，反而利用权势谋取私利，将国家资源据为己有。这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严重侵蚀了公共财政与国家信誉。
政权轮替后，长期被掩盖的真相得以逐步揭开。一宗宗贪腐案件浮上台面，让国民清楚看到，当最高权力者滥权敛财，其后果不只是金钱损失，更是制度信用的全面崩塌。司法程序的启动，既是对个人的追责，也是对体制的一次修复。
2022年8月联邦法院五司一致驳回纳吉在 SRC 国际公司4200万令吉洗钱案中的终极上诉，维持监禁12年及罚款2亿1000万令吉的原判，并将其送往加影监狱服刑。这一裁决，使纳吉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首位被判入狱的前首相，其象征意义远超案件本身——它清楚表明，政治地位不应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护身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纳吉在案件审理与判决过程中，始终未向社会作出任何实质性的道歉或反省。时任法官在判词中指出，纳吉是“聪敏且具备清楚是非意识的人”，但其在求情与辩护中，依然坚称对相关款项“不知情”。上诉庭随后更直言，其行为并非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国家之耻”。这些司法评价，凸显的不只是法律判断，更是对公共道德的严厉谴责。
2024年2月，纳吉获准减刑，刑期由12年减至6年，罚款亦大幅降低至5000万令吉。其实如此宽容已是“仁至义尽”。然而，纳吉仍不满足，还继续争取“居家服刑”。当要求被法庭否决后，其代表律师试图将司法裁决政治化，甚至暗示司法体系削弱王室权力，这种说法不仅混淆视听，也损害司法独立的社会认知。
居家服刑申请被驳回后，部分巫统党员及纳吉支持者反应激烈，更暴露出问题核心并非“司法是否公正”，而是“权力是否仍应享有特殊待遇”。当一名已被定罪的前国家领袖，其合法判决被不断包装成政治迫害，真正被忽视的，是国家长期承受的贪腐成本与制度伤害。
尔后2025年12月26日，高庭就纳吉涉及约23亿令吉的一马公司案件作出裁决，包括25项滥权、贪腐及洗钱罪名全部成立，总刑期判为165年，并罚款逾113亿令吉（同步执行15年监禁）。这一判决，再次提醒社会，贪腐的规模与后果远比个人命运来得沉重。
回望509，不应只停留在政权更替的情绪记忆上，而应视为一次关于权力约束与法治底线的深刻提醒。对国家而言，真正值得庆祝的，不是某个领袖的入狱或失败，而是司法制度仍能在政治压力下运作，确保“位高者同样受法”。
行动党蒲种国会议员杨美盈就纳吉居家服刑判决一事在脸书表达：“年尾又有一个庆祝的理由了”，引发马华总秘书张盛闻批评行动党领袖“冷酷无情、无礼”，并指“不要在他人的泪水之上欢欣鼓舞、庆贺”。这番话看似诉诸同理，实则错置了道德焦点。纳吉贪腐造成的是国家信誉崩塌与全民损失，其“泪水”属于社会整体，而非个别政治人物。更值得追问的是，马华当年作为国阵成员党，是否曾对这起系统性贪腐尽到监督与制衡责任？若对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角色避而不谈，难免令人质疑其立场是否已被政治现实所扭曲。
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必须学会区分“政治忠诚”与“公共责任”。持续为贪腐行为辩护，只会将国家推向更深的制度泥沼。唯有坚持法治原则、尊重司法裁决，马来西亚才能避免重蹈权力失控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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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董事及吉隆坡建设大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