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宏达：中国地铁安检模式的思考

上周五，台北市发生一起震惊社会的随机杀人事件。一名男子在捷运台北车站与中山站外丢掷烟雾弹并持刀砍人，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无论是在台湾或马来西亚的社群平台，都可以看到针对捷运安全问题，甚至进一步肯定并推崇中国地铁的安检做法，认为这是保障民众安全的必要手段。

尽管这起事件发生在车站外，与捷运是否设置进站安检并无直接关联，但相关讨论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安全”，而在于“如何以合理、有效的方式追求安全”。

随著中国对大马旅客开放免签，相信不少人都曾到中国旅游，并体验过各大城市地铁的安检流程。每个地铁入口都设有如同机场般的X光机，所有随身行李必须经过扫瞄，安检人员也可能使用探测仪检查乘客的口袋，甚至要求检测随身携带的液体。尽管延长了进站时间，但只要安检人员认真执行，这套制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危险物品进入地铁的风险。

然而，在安全与便利之间，尚有其他层面必须审慎衡量。笔者曾在清华大学访学期间旁听一门课程，授课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北京地铁的载客量明明极高，为何仍长期亏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正是高昂的安检成本。北京地铁的全面安检制度始于2008年奥运会，此后成为常态。一个地铁站往往设有数台X光机，而每台机器需配置三至四名安检人员，再加上设备维护与管理费用，整体成本动辄高达十多亿人民币。换言之，若要实施类似制度，社会是否愿意为此承担庞大开销，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然，也有人会强调“人命无价”，认为即使付出高昂成本，也应尽力防范危险。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地铁空间密闭、人流密集，一旦发生攻击事件，确实可能造成严重伤亡。然而，公共政策不能只停留在直觉层面的“多做一点总是好的”，而必须评估其实际效益。

以台湾为例，在没有地铁进站安检的情况下，车厢内随机伤人事件也没频繁发生。较为重大的案件，分别是2014年的郑捷事件，以及2024年的台中捷运伤人案。若仅因少数极端事件，便推论“没有安检＝高度不安全”，恐怕是一种事后放大的心理反应，而非基于系统性风险评估。

这类期待，或许与东亚社会长期存在的家父长式治理有关。我们习惯在危机发生后，要求政府“多做一点”，以换取更全面的安全感。然而，若政府真要对风险进行无死角的管理，势必过度介入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即便实现，也可能演变为另一种令人不安的社会状态。

以随机伤人事件为例，即便地铁入口全面安检，车站外的公共空间又该如何防范？是否需要警力不间断巡逻？而这种高度可见的管控，是否可能被滥用为监控与控制社会的工具？这些问题，都不应在“安全至上”的口号下被轻易忽略。

诚然，国家的介入能在多数时候提供基本保障，但总会有空窗期——在警察与救护车抵达之前，个人仍需面对安全风险。与其不断加码安检与管制，或许更具成本效益、也更具社会韧性的做法，是投入资源于民众的自我保护能力，例如基础急救、危机应对与风险意识教育。让更多人具备在紧急状况下保护自己与他人的能力，或许比层层安检，更能真正争取时间、保存性命。

安全并非越多管制越好，而是如何在自由、成本与风险之间，找到更理性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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