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中国经济的走势也自然高度关注起来。
回想197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占全球的约3％，远低于美国的约36％，可到了2024年，中国在全球GDP（美元汇率计算约110兆美元／447兆令吉）的占比已高达约18兆美元／73兆令吉，而美国则是约29兆美元／117兆令吉，若以购买力等价PPP（2024年约194兆美元／788兆令吉），中国的GDP其实早在十年前便已超越美国；只是比较一下美中两国的汽车销量便可一窥究竟。
毕竟，中国的中产阶级至少有4亿人口比美国全国总人口还多；更何况美国是个贫富极端两极化的国家。一方面是富豪富可敌国，他方面则是有几十万人流浪街头。
对美中经济实力的对比而言，在约十年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可能在2030年代经济总量（美元汇率计算）超越美国，引起美国的高度焦虑，特别是对中国在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宏愿，只是，最近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已过；不但不再有人口红利，还出现人口老化与人口萎缩长期趋势，外加上房地产危机，不少人已改变观点，认为中国已不可能在2030年代超越美国。
客观上看，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已从高速的近10％逐步下跌到今天的约5％，往后可能会再进一步下调。之所以，原因当然是多重的。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靠高投资与高出口的工业化战略快速兴起；只是，随著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这个高速增长已回落到新常态的中速增长，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判断，有可能会在未来再从中速进入低速如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表明，近十多年来，发达国的年均增长率通常都低于3％。日本与欧元区更是低于2％。
中国虽是发展中国家，可人口老化速度变快，而且人口的中位数年龄是39岁，远高于印度的28岁，也高于美国的35岁。同样严重的是，目前估计中国可能有约8000万间空置房屋，这将大大削中国的消费力，为经济转型增加阻力。
之前，中国较依赖投资与出口来推动增长，可中国近年来的货物出口总额已占到全球出口的约24兆美元／97兆令吉中的3兆美元／12兆令吉，远高于美国的约2兆美元／8.13兆令吉。据此，中国便得改变增长战略从投资与出口推动转向内需与消费。
理论上言，由于中国的消费在GDP的占比偏低（约占40％）有空间上升到60％；而且中国人储蓄率也偏高；只是这个高储蓄率未必是家庭储蓄率而可能更多的是企业或机构的储蓄率。要如何提高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水平来推动增长？一种看法是，得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状况，以便大众有更多能力与意愿来消费。毕竟，这也是共同富裕宏愿的目标。
不过，从实际政策来看，中国较倾向以提高生产力与高增值产业的战略来促进内需。易言之，依然颇重视投资与制造业，希望透过所谓的创新与新质生产力来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提高大众的收入水平。这种思路与一般的收入再分配思路不尽相同。这种思路是要做大蛋糕而不是在即有蛋糕中进行分配。
这种增量分配而非定量分配战略应是更积极与可持续；只是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更复杂的多种因素，如人力资本投资与创新投资，而且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并不能保证定能成功。这种生产性投资战略也是经济与科技自主的一种表现。
说到底国与国之间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零和博弈，中国的自主创新若成功将使中国产业在高端面更具竞争力，也能造出更多高增值产业与高收入就业机会。就中国而言，由于人口规模大，市场需求也够大；只要国家有意愿与能力支持，成功的机率是相对大的，如电动车与高铁便是实例。全球十大互联网非美即中，也是市场规模的产物。对发达国家而言，这将是一场关乎国家综合实力与国计民生的大博弈。
消费驱动型增长
发达国要对中国搞去风险化与多元化供应链也有要钝化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从增长的角度言，要维持较高速的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扩大内需或举债与减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对现阶段的中国言，一味扩大投资与出口会使贸易伙伴感到焦虑甚至反击，较无争端的方法是扩大内需，即消费驱动型增长，可问题在于如何提高民众的收入。
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可短期内看到更大的效果，只是其可持续性也取决于执行方式与复杂的利益博弈，此点也可从大马的新经济政策中一窥究竟。积极而言，投资于人，提高一般民众实用知识与技能及创造更高增值的产业是较可长可文的战略。
中国市场规模大，人才多，政府也有意愿投资于自主创新，因此，其成功的可能性也相对高。若新质生产力战略成功，全球产业将发生重大重组；中小型国家的高增值产业恐怕得面对严峻的挑战；他们应推动区域化或全球化自保。约言之，市场规模是决定胜负关键，特别是在保护主义当道的时代。
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是需要一定的成本与冒一定的风险，中小型经济体可能需要考虑走小而巧的路线，而非厚重的路线。易言之，需要量力而为，而非好高骛远，特别是在具有赢家通吃性质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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