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癸铨：在呼唤体罚前，请先面对教育的溃败

近来社会对连串青少年暴力案件的震惊，迅速引发一波要求“恢复体罚”的声浪。许多人怀念那个“老师手握教鞭、学生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年代，仿佛权威的回归能够压制日益严重的青年问题。然而，这种思考恰恰反映了一种极度怠惰的社会心理：逃避探究问题的根源，只想以更大的暴力去平息暴力。

教育从来不是“镇压”的手腕，而是“理解”与“引导”的过程。若暴力已经深植于学生心中，教鞭的落下不过是以暴制暴的明证；若暴力尚未萌芽，教鞭的挥动反而是在展示权力如何被滥用，恰恰是这种滥用，让学生见识到了权力与暴力的结合是多么地有力。那些认为老师的藤条能训诫失控学生的人，似乎忘了过去校园里的霸凌与私会党文化，忘了那些被学生砸烂车镜、轮胎放气作为报复的老师。体罚从未根除问题，只是让学生多了一个仇恨的对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学生从被鞭打的经验中学会“权力即惩罚”，他们也在模仿这套暴力逻辑。教鞭最终不仅仅是一根藤条，而是暴力再生的媒介。今天的学生成长在资讯爆炸而意义贫瘠的时代，若教育者无法以理解与价值引导他们，却选择用惩罚与威权，那无异于将他们导向这样的逻辑：“我不是打不过你，只是时机未到。等我毕业，我也可以是执鞭人。”

我们真的要用暴力来遏制暴力吗？即便今天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包括杀害他人，大家还是觉得教鞭可以遏制杀意？我们能够给教师多大的惩罚权，这个惩罚权可以大过今天学生犯下的罪行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个暴力的漩涡之下，教师岂非反受其害？

教师伦理崩坏与体制的伪善

在呼吁“体罚复辟”之前，我们必须诚实面对一个令人羞愧的现实：我们的教育体系本身早已病入膏肓。近来从独中圈子的MeToo丑闻，到东马学生状告老师不进班授课，再到性骚扰与权力滥用的案件层出不穷——例如国中生艾恩（Ain Husniza）状告教师性骚扰、网络上数不胜数的创伤揭露——这些一再都证明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失灵”。

当这个制度的教师缺乏伦理，我们怎么能够给予教师更大的惩罚权？有多少性骚扰教师换个学校就能继续任教？有多少学生在被老师带头霸凌之后，仍被要求“尊师重道”？在这样的环境下，给予教师更多惩罚权不过是对受害学生的再一次羞辱。

此外，权力本身并不可怕，它是教育者引导与塑造学生世界观的必要工具。但当权力失去伦理与反思，便会转化为暴力。一位教师若必须依靠教鞭维持秩序，这本身就说明他已失去了真正的教育权威，因为真正的权力来自信任与尊重的建立，而非惩罚与威吓。若教育体制选择将暴力的教学方式复辟，更是在宣告：在无力回应时代的课题时，我们决定放弃教育的灵魂。

建立专业伦理与信任机制

与其要求恢复体罚，我们更该做的，是建立真正专业的教师伦理培训，让教师能理解当代青年的处境；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权力边界与责任；让学生拥有安全、保密、独立的申诉机制，而非在校园内互相包庇、层层遮掩。

因为正是这些专业培训的不到位，使得在学校遭受暴力对待的学生不敢向老师求助——他们不信任老师，不信任制度，也不相信有人会真正倾听。即使鼓起勇气申诉，往往也因程序混乱、责任推诿或校方的“维稳”倾向而不了了之。最终，受害者在孤立与恐惧中选择沉默，而这种沉默正是暴力继续滋生的温床。

同样的，施暴者也正是在这个环境对他的暴力视若无睹、无力纠正的情况下得以让暴力的因子茁壮成长。在从不缺少体罚的军校中，霸凌不止没有减少，竟还成为了校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譬如霸凌案频传的国防大学），足以证明体罚作为一种暴力再生产机制的恶果。

明明是教育体制导致的失职，但解决的方案却是要让在教师面对日益复杂的教育课题时掌握更大的惩罚权，而非更专业的培训，这对学生公平吗？对那些被老师性骚扰、被师长带头霸凌、被体制辜负的学生公平吗？学生一犯错，就给老师更大权力去“镇压”；那老师犯错时，为什么没人给学生权利去反抗？这时他们又被当成“孩子”了。

教育的崩坏，学生价值观的偏差，从来不只是学生一方的错，而是整个社会的怠惰所造成的结果。那些呼喊“恢复体罚”的人，只是想用一种古老而粗暴的幻象，掩饰自己不愿面对制度性腐败到无以复加的恐惧。在我们责怪学生之前，请先承认整个教育系统的溃败。再者，要治愈暴力，绝不能以暴制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