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河：阿都拉的宿命与无为

回忆起前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很多媒体不约而同以开明、中庸、温和来总结他的时代，也有人形容他“无为而治”，甚至视之为大马言论自由开裂的起点。

但这样的评价，是否少了一个维度的思考？

毕竟，无为与无能之间，有时只是权力设计下的灰色地带。

还记得2003年马哈迪卸任时，当时社会仍回荡在安华“烈火莫熄”风暴馀波，因此他选择的接班人不是党内强势派系领袖，而是行事低调、口碑清廉的阿都拉。原因何在？

这一点，当时从不少政治观察者的解读中可见端倪，即阿都拉的忠诚与听话，也是为了安抚内部，重塑一个无争议形象。某种程度上，阿都拉的“不具威胁性”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产——但也是他上任后最大限制。

事实上，全球强权领袖的接班传统常存在一种吊诡逻辑，他们往往倾向挑选一位软弱继任者，以巩固自身历史定位并保住既得利益网络。从李光耀到苏哈托、李登辉的案例来看，这种安排从不是偶然。

阿都拉正是这样的历史产物。

他上任之初的确享有极高民望。2004年大选，国阵以超过九成的国会席次横扫国会，是大马史上最压倒性的一次胜选。当时民意对阿都拉寄予厚望，他提出“现代伊斯兰教”（Islam Hadhari）理念，强调进步、现代与包容，与之前的保守风格形成反差。

同时，他放宽新闻自由，容许更多公民社会活动，网媒开始崛起，部落格与论坛如雨后春笋。这些变化，后来成为改朝换代的社会前奏。

然而，这些“开明政策”是否源于他的远见与意志，还是因为缺乏控制能力与系统管控的能力？这点一直是社会的争议焦点。

有件事总让我印象深刻。2006年刚加入报业，12月尾时发生南马大水灾，特别是柔佛州灾情最为严峻，造成17人丧命，超过9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当地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动大受打击，严重情况被视为“百年一遇”。

正当全国进入灾难应对阶段，各界期待中央政府领导有力的灾后重建时，阿都拉刚从委内瑞拉的官方访问回国视察灾区，但逗留不到24小时，就在同一天飞往澳洲展开一周度假，并前往弟弟巴达鲁丁（Badruddin）的餐厅开张剪彩。

离地首相

碍于当时主流媒体仍被国阵掌控，只有少许中文媒体及网媒报导，尚不足以引起太大争议与公愤，但这件事让我对他改观，并从“开明领袖”转为“离地首相”形象的起点。

甚至到了2008年阿都拉执政后期，当时据说内阁几乎由多个派系与部门各自为政，首相署的统筹能力被质疑。经济转型计划屡屡喊停，反贪污委员会改革进展缓慢，导致选民逐渐失望，并成就了308政治大海啸。

我一直在想，当时舆论是否太快将他的温和包装为德行，却忽略另一面——他根本无法强势作为？

以经济表现为例，他任内的年均GDP成长率约5.6%，并非亮眼。主张发展农业、改善基层，但大型建设与投资计划多数推动缓慢，国内外投资者对其政府缺乏明确经济方向感到困惑。在政治治理方面，更多次暴露当时政府的治理赤字。

民间喊声越来越大，而他表现出来的，像是宽容开明，实际上也是某种的无力钝感。

是他决心解放社会，还是社会其实超越了他？

或许，阿都拉“意外的自由实验”，与其说是他赋予社会自由，不如说，是他无力维持威权秩序，而让社会顺势觉醒。

他的去世，确实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时期的历史。如果说马哈迪是塑造强人政治的始祖，那么阿都拉就是被那套机制设计出来的“过渡者”。

不反抗、不冒进、不主张，也不冒犯。这样的人，对强人来说最安全，却对历史来说最模糊。

他可能不是恶人，但也未必是英雄。他只是站在历史的某个转角，被放上高位，却无力改写任何方向的人。

当我们追忆这位领袖时，也许更应该问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当时的制度与人民，为什么会接受一位不作为的人当作改革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