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一带一路与强国外交

今天的中国强力倡导一带一路策略，重视国际贸易和拉拢海外贫弱发展中国家，并大事协助这些国家构建基础实施。附带这些举措除大谈民族复兴之外，就是强国外交手段，一反过去600年来明清两朝以及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与自我封闭路线。从过去600年来的中西方政治经济的演变和发展差异，深深说明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和“落后挨打”事出有因。其根源所在，可以追溯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身上，以及其后世依旧以农抑商为主体，承袭大一统专制体系的君主从未真正从事改革之过。

朱元璋家天下思维

朱元璋深切吸取了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训，也高度欣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忠君方针。朱元璋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江山，并方便后世子孙易于驾驭朝廷内外，他对认为有威胁性的诸多文官武将大开杀戒，施予灭族之罪。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内实施愚民政策，以八股文科举取士，控制读书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使之成为至高皇权的奴仆。对外，朱元璋严厉实施海禁，禁止出现富可敌国的商人阶层，杜绝富人以财富“寻衅滋事”，里通国内外势力的可能，威胁皇权。

在愚民政策和以八股文科举取士方面，朱元璋找到了宋朝由儒学内涵转化的程朱理学（程颐、程颢和朱熹），用于掌控读书人的忠君孝思想。程朱理学倡导伦理三纲五常和秩序遵从，经过朱元璋及其崇儒重臣的筛选重塑，使之成为理学“文化一统”的核心价值观，并确立了皇帝的天下独尊地位。这个地位在朱元璋废除了宰相一职，集大权于一身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

以程朱理学为朝纲，又通过八股文科举考试，朱元璋掌政的洪武30年间，官员选拔、教育体制和社会教化等，由上而下的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里面，包括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内部。其后明成祖继承父志，更进一步命翰林院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经典“大全”均以传统儒家为基础，配以程朱理学家的学说，其目的是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天下家庭无不遵循政府政策，国内风俗统一）。这对明朝政权随后的巩固和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如此，内封外闭的明朝虽控制了遵从儒术的知识阶层和少数的商人阶层，但最终却亡于饥寒交迫和受地主残酷压榨的农民造反和外来的满族侵略。灭亡原因除了内忧外患和朝政腐败，就是朝廷税收短缺，无法应对军事开支。一个主要税收来源的民间商人阶层，因海禁和商业发展受皇家管控和官员盘剥，能缴纳税银有限，不足于支付军事扩充所需，以致镇压李自成的明将孙传庭为筹军费而杀了数名不肯捐款的大地主。

重农抑商后果

明朝进入15到17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及随后走向反神权、注重科学和迈入较理性的人文社会。由意大利威尼斯和热那亚城邦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逐渐传播到南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稍后延伸至荷兰、英国和法国。以海洋贸易出现的初级阶段的重商资本主义，除了开疆辟土扩充殖民影响力，便是改善远洋航行船只技术、规模和火炮武器的杀伤力，藉于加强海洋贸易竞争力和维护自身人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欧洲的贵族和新兴冒起的商业阶层也开始进行合作，逐渐把资本投向海外经济开发。随著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伊始，欧洲海上贸易也从香料、黑奴买卖、金银矿山开发等发展进入与工业有关的商品种植物（棉花、甘蔗、茶叶、咖啡和甘密等）。在这过程中，欧洲各国之间也经历不少战争，热兵器的改进和威力得到惊人发展的地步。

反观东方以巩固皇权为首要宗旨的中华大地，明太祖初建的特务机构是锦衣卫，其后代子孙还加设了东厂、西厂和内行厂。这四大机构互相牵制和监视，严防皇帝身边出现叛徒，它们的共同任务是负责监视、审讯和处决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皇亲国戚、官僚、商贾、读书人和平民等。明成祖朱棣篡位曾得太监内应协助，他及随后明皇帝均将此重任交予太监，太监忠诚但手段残忍，逼供嫌犯手段和杀戮灭口、诛灭家族和牵连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政治严控对后世中国人的政治冷感起到深远影响，甚至延续至今。由于这类监控具有维稳和极大恐吓作用，以致明朝灭亡后，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制度。清朝任用大批明朝投降过来的汉族官员，继续以朱理学儒学教化为统治的思想基础，巩固统治。

明清两朝重农抑商，不重视海洋贸易，更不重视热兵器的研发。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战争主要对象是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战马机动性占优势，中原农耕汉民族战马较为短缺，以步兵为主，火炮重武器拖拉布阵在游牧民族的广袤荒漠地区极为不灵活和怠慢。由于交战往往输多胜少，战略多以对方强时实行和亲，弱时采用攻势与同化。虽说内战也颇频繁，但决定战争胜负靠的是兵多将广、拉拢民心和谋略战术，武器优越基本不起作用。

二是地理条件的羁束。除了荒年兵灾以外，中国农业物产基本自足，东边和南边邻国经济较自己落后，海外贸易机遇少。而且，北边和西北荒漠多人口稀少，西边和西南大山阻隔，生产落后。通往另一个高度文明的近邻印度，也被高险入云的辽阔喜马拉雅山脉阻隔，无法沟通。

一带一路扭转中国国运？

一个曾受“四方来朝”的泱泱天朝大国，就这样从18世纪之后的300年近代史中，从与俄国彼得大帝和西欧各海权国家向东扩张势力交锋时刻，总是屡战屡败，被逼签下不平等条约，割地求和。以往中原皇朝靠兵多将广，孙吴兵法出谋划策，以传统冷兵器奋勇作战，如今遇上西洋各国和日本改进的洋枪洋炮，几乎无多大作为。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改过去毛泽东“人民战争”以及“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的思维。据说1979年中国发动对越南的战争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测试人民解放军面对刚缴获美国留给南越军新式武器的作战效果，为随后裁军、军队专业化和武器现代化做准备。中越这场战争谁胜谁负，各有说词。据法国媒体说，越方伤亡轻于中方。若真如此，这给了邓小平改造中国军队的充分理由。

在海陆空运输业和互联网已经进入非常先进阶段的今天，中国重新塑造过去规模小的可怜的一带一路商贸路线，高度重视和发展国际贸易，借此扩大中国制造和过去被视为“贫穷落后国”的影响力。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已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迈入军事现代化，国防力量和国际影响力已不容小觑。

从近代战争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到贫穷落后挨打到60多年前的大饥荒，今日中国已走出黑暗寒冬，迎接阳光大道。但一带一路是否真能扭转国运，还得看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以及其他诸多因素。

明清两朝依靠以忠孝为核心的理学、学术思想控制和特务机关管治社会。已故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对理学或新儒学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评价：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儒学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思想上的联系。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但并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

今天中国共产党以爱党爱国、宣扬爱国主义教育和重建汉唐盛世，以建国威等作号召，其效果如何，我们还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