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提议制定《反种族歧视法》,以应对涉及种族的煽动性和仇恨言论。然而,伊斯兰党彭加兰芝柏国会议员阿末玛祖克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此举可能会废除土著特权,违反我国的“社会契约”。他指出,土著的特殊地位是独立谈判时的协议,作为非土著获得公民权的交换条件。

姑且不论阿末玛祖克的说法是否合理,这种“社会契约”的概念本身值得深入探讨。它常被用来反驳争取族群平等的诉求,但自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来,已过了67年,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基于族群不平等的社会契约,是否仍然符合当代社会的现实?

时代变迁与人口结构变化

在独立前后,马来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0%,马来选民占多数的选区仅有58%。当时,马来人亦在经济上相对处于劣势,因此,他们对权力流失的担忧可以理解。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不相同。

以人口结构来说,马来人人口比例已上升至58%,整个土著群体则占全国人口约70%。在半岛,土著人口比例也达到了67%。

就政治版图来看,在半岛的国会选区中,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比例已提升至72%,若计入沙巴和砂拉越的议席,全国土著占多数的议席高达73%。

根据经济现状,经过数十年的重分配政策,土著与华人之间的相对不平等已有所降低。尽管经济不平等仍存在,但相关政策亦有成效。

从这些数据来看,与独立初期相比,马来人/土著的政治与人口优势已显著增强,其他族群的威胁则降低不少,这份社会契约或有再审视的必要。

部分观点认为,当今的执政联盟未能获得多数马来人的支持,因此土著地位仍受到威胁。根据学者卫碧洁(Bridget Welsh)的分析,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希盟与国阵分别获得11%和33%的半岛马来选民支持,而几乎赢得所有华人和印度人选票。这种族群投票倾向,容易让部分人认为这是“华裔主导”的政府。

然而,这种担忧能与当年社会契约签订时的威胁相提并论吗?事实是,马来人在人数上占尽优势,在缺乏马来人的支持下难以组成政府。当前政府之所以未获得过半马来选民支持,主要原因在于马来选票的分裂,而非他族对马来人地位的威胁。因此,这一现象无法怪罪于非土著的威胁。

“土著主权”与公平平等之辩

即便现实中的“威胁”已大幅减弱,仍有观点认为,马来人/土著本来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因此,他们应享有特殊地位。若我们接受“先抵达者即享有主权”的逻辑,那么讨论可能难以延续,也无法解决族群不平等的问题。

只是,若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角度来看,当所有族群皆需履行相同的义务,却因族群身份而享有不同的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否公平?

学者许德发曾指出,马来人与华人在“正义”观念上有所差异:马来人倾向于“公平”,认为因族群间原本存在不平等,国家应采取差异化政策予以补偿;而华人更强调“平等”,希望所有公民享有相同地位与权利。不论从哪个观点来看,如果所有公民需履行相同义务,却无法享有相等的机会与权利,不仅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没有依照族群地位的差异,来规定不同的义务。

当然,这并不意味著我们应忽视土著在经济上的结构性劣势。公平与平等并非完全对立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暂时的差异性政策来减少不平等,但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而非在宪法层面永续族群差异化。

族群观念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但它必须从对话与相互理解开始。对于华人群体而言,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也应理解公平、公正的重要性,减少族群本位主义,并更积极地与友族交流,寻找共识。只有通过相互理解,才能逐步摆脱族群政治的桎梏,迈向真正平等与包容的社会。

萧宏达

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生,关心民主化、民主巩固、选举、经济发展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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