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仪：昌明愿景下的宗教困局：更包容，还是更穆斯林化？

2018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借一张照片探讨沙巴的宗教和睦关系。照片中，一位穆斯林友人以伴娘身份出席基督徒朋友的教堂婚礼，这一画面将我国跨宗教间的包容与和谐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时至今日，类似的画面在国内已变得愈发敏感。

回顾去年（第67周年）国庆庆典，那是一场别具特色的活动。舞龙舞狮、各族文化妆艺游行，与广场舞神曲《我们不一样》的搭配，意外地成为一大亮点，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讨论。这一幕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也让人们对国家的团结氛围充满期待。

但进入新的一年，国内的种族与宗教议题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从去年的“风波袜”事件、Type C争议、“清真”火腿起司三文治风波，到近期的“穆斯林参与非穆活动指南”，一系列争议接连不断，在社会上掀起广泛讨论。这些事件不仅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困惑，也引发了关于宗教界限与社会共融的深层思考。

针对这一情况，内阁同意伊斯兰发展局（JAKIM）向穆斯林发布“坚定信仰”的劝告，同时强调该劝告并不具备政策效力。然而，这一举措依然引起了各界关注，部分人士担忧，这是否意味著政府在处理宗教课题上更倾向于安抚穆斯林，而非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平衡？

昌明政府比伊党更宗教化？

昌明政府的理念本应是促进多元共存、推动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发展，但现实中的争议事件似乎与这一愿景背道而驰。对于非穆斯林而言，这些事件引发了疑问：政府是否仍然坚守多元文化的核心价值，抑或正逐步向单一宗教立场倾斜？与此同时，部分穆斯林群体则认为，这些劝告和指南只是为了巩固信仰，不应被过度解读为宗教保守化。这种观念上的鸿沟，正是当下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在尊重各族群信仰自由的同时，确保没有任何一方感到被边缘化？

试想一下，对于拥有多元宗教信仰背景的东马家庭而言，若“穆斯林参与非穆活动指南”最终演变成国家政策，那么家中的婚丧喜庆，甚至日常的家庭聚餐，是否都需要申请许可？如果亲朋戚友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在政策限制下无法自由参与彼此的重大人生时刻，这不仅会在家庭内部制造隔阂，更可能进一步撕裂社会的团结纽带。如果一个政策落实下来连家庭和谐都受到冲击，对国家的族群关系究竟是利是弊？不用深入思考都知道答案。
 
长期以来，我国的多元社会一直以“包容”作为核心价值，无论是宗教共存、文化交流，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尊重，都彰显著这一点。然而，近年来，种族与宗教议题却频频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使得原本紧密交织的社会关系日渐脆弱。尽管某些政策可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其象征意义足以影响社会氛围，甚至可能加深族群之间的不信任感。
 
在当前局势下，团结部门（JPNIN）理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该部门成立的初衷，是通过政策制定和社会倡议促进族群间的理解与合作。但是在近期一连串种族和宗教争议中，团结部门的声音却显得微弱。尽管该机构持续推动社区对话、跨文化交流项目以及民族和谐政策，但在涉及敏感议题时，政府整体立场往往仍由更具影响力的宗教机构主导，使得团结部门的作用受到局限。

针对当前宗教事务管理的争议，行动党劳勿国会议员邹宇晖提出建议，将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的职务拆分为两个独立职位，即伊斯兰事务部长与非伊斯兰事务部长。他在国会下议院辩论时指出，非伊斯兰事务部长应由社会中备受尊重的非穆斯林领袖担任，专责处理非穆斯林群体事务。他认为，这不仅能确保宗教事务的管理更加公平，也能促进各族群之间的理解与共融，避免任何社群遭到边缘化。

然而，国家团结部长却认为，该部门现有的委员会已足以处理涉及非穆斯林的事务，因此无须另设非伊斯兰事务部长。但值得关注的是，各方对此建议的反应展现了宗教课题在我国政坛的敏感性。诚信党青年团执行委员法德里（Fadhli Umar Aminolhuda）在脸书发文，明确反对该提案，强调马来西亚是以伊斯兰教为联邦官方宗教的国家，不应设立专门的非伊斯兰事务部长。此外，巫统青年团长拿督阿克玛更发表激烈言论，抨击若支持增设非伊斯兰事务部长的建议，而反对该提案的人却被贴上“支持反对党”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行为“还不如去死”。

这一系列言论反映出，宗教课题依然是部分政治人物用以制造声量、吸引支持的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的族群和谐是否还能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考量？

族群和谐岂能沦为政治筹码？
 
我国一直以多元文化与宗教共存的包容精神自豪，然而，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宗教争议却让社会裂痕逐渐加深。从“穆斯林参与非穆活动指南”到宗教事务管理的讨论，政府的立场与社会期待之间的落差，暴露了多元共存环境下日益突出的矛盾。

种族与宗教议题本应以促进和谐为核心，而非成为政治人物操弄民意的工具。团结部若要履行其使命，不能仅止于表面的倡议，而必须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层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确保国家治理在尊重伊斯兰地位的同时，也保障其他族群的权益。

昌明政府若真要兑现包容与团结的承诺，就必须在面对敏感宗教议题时采取更平衡、务实的立场，而非任由极端言论主导公共论述。毕竟，一个真正稳定与进步的社会，不是建立在单一信仰或群体的优越性之上，而是所有人民都能共享公正、尊重与和谐的社会环境。否则，所谓的“昌明”愿景，最终不过是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