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新债还旧债是当代许多国家“惯行”的财政措施。至于这个做法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则是个颇具争议的课题。
政府为何要举债？原因复杂，不同国家具体情况也不一样，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大体上言，发达国家举债的目的除了要促进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为了应付行政开销，特别是有关养老金与医疗的支出。许多发达国的政府开销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50％。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高税收、高福利、高物价、高薪资的高收入高支出社会。通常情况下是收不抵支，以至当前发达国的公债占到了GDP的约100％，日本甚至超过200％，而近年来美国也高达约130％。总的趋势是有增无减。
由于人口老化与生育率偏低形成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结构性难题，使得债务的可持绩性成了疑问。为了延长可持续性，一个方法是提高退休年龄或减少养老金领取额。只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另一个方法是走长期低利率政策，以便减低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毕竟，低利率虽然减少了还本付息的负担，可对依靠存款生活的人士而言，则是逼他们吃老本。本金动用了就只好减少开支，从而钝化了消费与增长。当前的日本便是陷入这个困境。
从治本的角度看，要使公债具有可持绩性，最可靠的方法便是使经济增长速度快过公债增长的速度。原因是扩大的GDP可缩小公债的规模，放小而非放大公债规模。问题是要如何使GDP增长速度快过公债增长速度？
在高龄少子化的发达国，这是个大难题。因为在发达国的公共开支中投资占比通常偏低。没有生产性投资又如何有未来的增长与收入？技术进步虽然也可能提高增长率与生产率，可也有其局限，更何况他们是高薪资国，不少企业均出走，进而减少了政府的收入来源。从收入结构的角度看，发达国的收入主要来自消费与个人所得税。工作人口减少了，个人所得税当然也水降船低。结而言之，发达国举新债还旧债的可持续性很有疑问。
就发展中国家言，整体上，公债占GDP的百分比在50％或以下，远低于发达国。只是，有些国家则偏高，如印度与巴西便高达约80％，大马也是公债偏高国。如在2024年6月为止，联邦政府公债为1.6兆令吉，占了GDP的约84％。一年还本付息超过500亿令吉，占了总行政开支的约16％；外加上福利与生活援助加码，在2025年也会高达500多亿，占GDP的约15％。
假设情况不变，其可持绩也成疑问，理由是，大马人口逐渐老化，预计2030年会成为高龄少子化国家。高龄少子化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率偏低，如日本与欧洲国家年均增长率大致上在1％上下浮动。从长期来看，假设情况不变，大马未来的增长率也会逐年降低。即便个别年度可能会出现较高的增长率，如5％-6％增长率，可长期来看应是逐步向下。
伸言之，要依靠高增长来巩固国债，增长率也是个难题。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发达国一样提高退休年龄与减少政府开支，如目前流行谈的针对性补贴政策。这个针对性，恐怕不会限于燃料而可能扩大到其他领域特别是公共医疗与教育领域。大马的公共支出中，教育与公共医疗是首两大。教育支出可能会随著生育率的降低而呈下跌趋势，可公共医疗应较可能是呈上升趋势。
合理化公共医疗
大马虽然不是一个高福利国，可公共医疗却是来者不拒，只要是大马公民均可享有价廉物美的公共医疗服务；只是，这个全民性的服务恐怕会变得越来越有针对性与功利性，如何合理化公共医疗将是未来重大的公共课题。
从可持绩性的角度看，现阶段的大马公债依然可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理由是大马拥有货币自主权。拥有货币自主权的国家，拥有自主的货币发行权与利率自主权。这两个主权可以让国家用印钞票的手段来应付收不抵支的困境。只是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凡事有利必有弊。
印钞票固然可满足一时之需，可长期来看会致成严重的通货膨胀。1980年代许多南美州国家便经历了失空的通膨以致人民普遍对本币失去信心而要用外币。如当前阿根廷便有人主张用美元代替本国货币。现阶段大马尚不至于走上这个无奈无助状况，可长期来说，还是要有所警惕。
现阶段大马的公债中，超过九成是马币发行的公债，其中本地金融与银行，以及公积金局等占了大部份（约77％是本国机构持有，如银行占了约29％，公积金局占了约26％）；其他非居民占了约22％，但也是主要以马币发行的公债。只要是本币债务，政府便拥有更大的回旋馀地，如日本的公债虽超过GDP的200％，可因为以本币债为主，而且长期走超低利率政策，故尚可持续。日本是个先富后老的国家。人民也在过去积累了不少财富，而且日本拥有大量国外资产，这也有助于其可持绩性。
就大马而言，主要挑战在于未富先老。因此，如何维持合理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是巩固公债可持续的关键，如何保经济增长特别是有素质的增长，以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机会与国民收入是大马今后最大挑战。其中，政府支出中的发展开销将是一个重要环节。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生产性投资，未来就没有合理的增长就业与收入。这个因果关系是明白无误的。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