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预算案提出要把最低薪资从1500令吉升到1700令吉；此外也要外劳与本地员工一样缴纳公积金。这个政策引起了工商界普遍的质疑，有业者甚至说，政策制定者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死活。这政策的好坏向来就富有争议，不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界也对此持正反两面的意见。
应该说，经济学家向来对许多政策均持不同意见，如增税与减税，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经济政策或利率的增减等。大体上，左派经济学家会较倾向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增税、扩大政府作用与社会福利，提高最低薪资等；反之，右派经济学家或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与特朗普则倾向相反的政策。谁是谁非向来没有统一的共识。
就大马而言，现首相安华在2023年7月就曾提出赋权人民的大马经济，其中内容包括要在2030年把大马打造成全球前30大经济体；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前25名；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5％等。
在2022年，大马劳动群体在国民总收入的占比是32％。长期以来，这个占比便大体维持在这个百分比，而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这个百分比；因此要在2030年把这个占比从32％提高到45％，可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其可行性颇具争议。之所以在于，虽然在发达国这个占比通常是40％或以上，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各有其国情，很难一概而论。
比方说，多数发达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40％或以上，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是低于30％。说大马要在2030年实现劳动群体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5％是个高难度挑战。主因在于从外部因素言，大马是个高度依赖外资的国家，特别是在高增值产业与产品方面。大马经济增长与日台韩的一个基本差别是日台韩主要是靠内资推动增长，也靠内资发展出高增值产业与产品，可大马则否。
大马在1987-96年期间能取得高速增长主因在于外资大力投资与外资主导了出口；可进入21世纪后，大马经济增长动力已从外资主导的投资与出口转向内需即靠国内消费推动增长，其中又特别依靠服务业与建筑业；其后果之一便是家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逐步上升，从1990年代的40％剧升到近10年来的约80％，家债居高不下是个抑制增长的因素。如日台韩泰国便因高家债而钝化增长，大马也不例外。虽然资产升值如房地产大幅升值可提高消费力，可这却是一把两面刃，现中国的房地产困境便是一个活例。
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逐底竞争的红海，即各国为了招商引资而不得不提高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对高度依赖国际经济与外资的大马言，这是一个约束因素。国际资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哪里的水草更吸引人，他们便会迁往那里。
1997-98年大马、泰国会出现金融货币危机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主因便是外资把投资分散到中国、越南、印度、东欧等地区。因为，1990年后，印度、越南、东欧等国也搞起了招商引资来。最近越南甚至要大幅减低外资的公司税。一贯以来，公司税便是大马联邦政府最大的收入源（占约30％）；若外资大量出走，不仅冲击到就业市场，也会冲击到政府收入。
大马是个中小型经济体，人口虽不多可却能维持成为全球第36大经济体，外资与外劳的贡献不小。少了外资与外劳这个经济规模便自然会缩小。
低薪资根本原因
从内部因素来看，大马经济的困境在于产业升级不成功，而产业难以升级则与新经济政策以及教育与培训政策有关。大马的劳动力中，高技能与专业人士占比偏低，这是致成低薪资的根本原因，要克服这个不足之处则需要长期的政策改革，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就的。
比方说，台湾能成功实现高收入，主因在于有高科技制造业，而能实现高科技制造业，则与长期的产业政策与教育和培训政策有关。如在1960-80年代有约70％的高中生是进入技术与职业学校而非普遍高中。大马则是长期以来进入技职学院的学生人数只有约10％。虽然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可要改变这个趋势，则需要长期的持续性努力。说白了，这是个长期工程，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
理论上，提高最低薪资可强化经济转型，从劳动力密集产业转入技术密集或知识密集产业，可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做同样的努力，而不限于大马。对资本家而言，资本无祖国，哪个国家具有成本优势，他们便会迁往那个国家或地区，如劳动力密集的成衣业从中国转到孟加拉与越南等，同等，电子产业也出现类似趋势，其后果可能会加剧大马的高不成低不就，两头不到岸的困境。
进而言之，自1990年代以来，大马不但培养了大量重量不重质的高等教育生，可有很大比例学非所用或用非所学，以致出现高教低薪的吊诡现象。许多大专毕业生的薪资只有约2000令吉。
1990年代，低物价时期，大专毕业生已取得2000令吉或以上薪资，今天竟然是今不如昔，而今天的通货膨胀又远高于1990年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提高最低薪资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以国际形势与国情的角度看，这个政策明显是把两面刃。
今天有60多％的大马人在服务业就业，而许多服务业不易自动化，也不易提高生产力，如饮食业、零售业、医疗等。其后果便可能致成另一轮的通膨，而且价格上涨有一个易涨难跌的粘性，如1990年代一杯白开水是20-30仙，可今天已剧涨至50-70仙，甚至是一令吉。
大马现阶段的困境是，一方面是要摆脱低薪资经济；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创造高增值产业与就业的能力，提高最低薪资，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双面刃。说起来，许多国家也面对同样的挑战，这并非大马独有的挑战，这也是全球化具有争议的主因之一。美国会出现特朗普便与此有关。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