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资料，在2016-2022年期间，我国各族的成婚率个别为马来族从10.9％剧升到16％，升幅为47％；印度族为12.2％降至11.1％，略降了9％，而华族则从9.8％剧降至6.6％，即降幅为33％
整体上言，华族是各族中家庭收人最高也最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族群，何以成婚率反而是各族中最低，且日趋严重，确是个耐人寻思的现象。成婚率剧降的后果之一便是生育率偏低，甚至是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2.1的0.8人，这也使得华校生的生源逐年下跌。
近年来，许多华校的学生人数更是大幅下跌。虽然华社也颇关注这个趋势，可却是束手无策。为何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越高，成婚率与生育率趋低？主因恐怕在于价值观的变化，使得结婚生子成了可有可无的选择，而不是必要。这是当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基本差异之一。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结婚与生儿育女至少有以下的4大好处：
一是两性分工有助于提高双方的报酬，即不论是男主外女主内，或是较少见的女主外男主内，均比两个人即主内又主外更能提高效率与减低成本，特别是从“人养我，我养人”的人类延续的角度看；二是相互提供信用，如一方工作资助另一方进修或学习新技能以促进彼此间共同的未来幸福；三是相互提供人生保险，特别是老后，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由于人世无常人生难免会碰到许多难以避免的困难，如大病或意外事故，有个伴终究比个人孤立无援更实际；四是，能享有天伦之乐。
在传统社会这四大好处更是显而易见；只是由于世异则事异，当代人已不如前人那么重视这些好处而更注重个人的自由、独立、享乐与消费。
之所以，自有其主观与客观方面的综合因素在起作用。从客观面言，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化，使得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变得不那么重要，越来越多人觉得养儿防老不可靠，靠个人储蓄或来自国家的养老金与公共医疗更可靠。
此外，一个吊诡的现象是，虽然当代人的收入水平日益高于前代人，可生活费却也水涨船高，其中生儿育女的支出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支出更是远高于前一代人。实则，这一代的房地产价格也远高于上一代，使得表面上的收入提高变得只是一种货币幻觉，而不是具实质意义。毕竟，钱的作用在于其实际购买力而不是印在钞票上的数字，以大马为例进入21世纪后的实质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低于1990年代。伸言之，整体上言，1990年代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高于21世纪的前20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人比上一代人享有更多的物质选择，如汽车。今天大马人平均每3人有一辆汽车，可拥车的成本是颇高的。
整体上言，当代人拥有更多元丰富的选择，只是其物质支出也同样更多元，外加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作用，想节省支出也变得更难。这里还涉及了一个跟风消费如跟风旅行的风气。可以说，多元消费已变成当代人的日常，而这种“我消费故我在”的社会风气也是维持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
高家债经济体
毕竟，这是一个物质生产过剩的时代。人人若不消费，经济便动不起来，生意难做，就业自然也变得更难。可以说，这是当代经济的一个悖论。人人若省吃俭用不花钱，经济反而会陷入不景气。要维持景气只好鼓励人民多用未来钱，其结果便是家庭债务节节上升。许多较高收入的经济体如韩国、台湾、泰国、大马等均是高家债经济体。
从主观的角度看，当代人特别是较先进发达的经济体或族群会更注重个人自由独立、享乐与消费，而较不愿选择成婚生儿育女，这也是何以日本韩国台湾与大马华人人口总数在递减的主观因素。不婚不育已成了一种风尚。这也使婚姻成了一种多元选择中的一个选项，而不是必要的观念。如香港知名作家张小孄在其《宁可一个人，也不将就》一书里便宣扬不结𦈏更自由的观念。
个人自由已成了更重要的价值。至于孤独则是慢慢习惯就好。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这种个人自由至上价值观的话，可以预见结婚率与生育率免不了会持续下滑。至于社会整体会否因生之者少食之者众而崩溃那就管不了那么多。毕竟，先顾好自己才是硬道理，什么牺牲付出，老后有伴等已成了落后的观念。可以说，这是一种繁荣与进步的悖论。
今天放眼世界越发达进步的国家高龄少子化现象越严重，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普遍现象，也可以说，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从人生发展阶段角度看，在青壮年时期偏重个人自由与独立，而不是付出，固然是眼前的好选择；只是进入老养阶段后，会否后悔当初的选择则另当别论了，什么是终及幸福？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