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被英国并吞的爱尔兰，于1922年争取独立后，一直是普遍贫穷、人口大量外流又经济滞后的西欧后院。依2024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核算，爱尔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升为全球第二名的国家。就此，本文旨在分析爱尔兰是如何做到的，并从其过程中吸取和了解有关信息，为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马，冀望提供一种有用启示。
19世纪中叶爱尔兰有过一段悲惨的遭遇。当时爱尔兰爆发了传染性病毒，摧毁了大片马铃薯田，给高度依赖马铃薯为主粮的爱尔兰人带来严重饥荒，饿死了100多万人，另有100多万人逃离家园，主要移居美国。接下来的100多年间，爱尔兰人向外移民的人数，若按人口比例，也是全欧洲最高的。在受英国统治期间，英国并不积极发展爱尔兰工业，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备受信奉基督新教的英国人歧视。为了工作，爱尔兰人普遍成为英国港口的码头工人、低薪劳动阶层等。
爱尔兰从经济“凋敝”走到“蓬勃”,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艰辛的。转折点始于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之后，因属落后地区而领到经济共同体赋予的“结构与整合”优惠待遇。爱尔兰将辅助金大部投入教育基金，培训人才。对此，中小学教育获得全免费，大专教育得以有效扩充，为培训高端技术人才奠定了扎实基础。
到了1980年代后期，经济领域中有关法律、会计与财经管理等高增值专业需求已显现高速增长迹象。1990年代初，爱尔兰由于工资相对低，人才质量好，又是英语国家，吸引了来自北美的大笔投资基金，成了外资的首选目标。加速爱尔兰增长还有过去10多年英国脱欧的因素，脱欧意味著税收制度和人流物流系统的转变以致障碍增加，导致欧盟成员国在英投资源源不断向相同英语环境的爱尔兰转移。
咋看起来，爱尔兰的高速增长颇似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但细看之下，两者是有颇大差距的。亚洲四小龙侧重的是出口导向、促进工业化的制造业，而爱尔兰的外资专注的是高端服务业，尤其是科研和金融领域。在税务方面，爱尔兰采用征求民意策略，尽量少提高税收，以促进民企发展为目的，但以减低公共财政开销来达成经济稳定。
三头马车
就这样，爱尔兰主要靠三头马车，即加强大专科技教育、奖励民营企业和吸纳大量境外投资，快速的经济转型，发展成一个具有全球化规模的先进数字型经济体。吸引境外投资最大的因子应归功于降低公司税，最低曾降至12.5%，使爱尔兰成了外资享受优惠税率的天堂。
自然的，经济快速增长有其利也有其害。从一个长期人口外流的国家，爱尔兰出现了本土人口稳健增长的趋势，巨额高科技外资不但带来了大批高薪国际人才和到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外国人，也加速了本国城市化的步伐，而冲击最大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外来移民、城市化加剧以及可承担房价的房屋短缺，导致城乡房屋供应出现怪异现象。一方面，乡区有许多房屋空置无人，因为农民已流进城市。另一方面，大城市房产和租赁价格高涨，严重冲击中低收入家庭。
须知，爱尔兰非技术和一般服务业的职工工资涨幅，并没有紧跟著外资高薪职工的幅度增长，近年来新冠疫情也造成一般日常消费品涨势惊人。随著大城市地价的快速上升，发展商不得不修建高价商品房，这就逼使低收入家庭陷入困境。据统计，爱尔兰大城市已出现一些无家可归家庭的现象，一些人已住进政府设立的收容所。
由爱尔兰的经济奇迹，我们看到其过程的正负两面。正面是爱尔兰通过实质改进大专教育，理性的亲商和税务政策，在短时间内把一个相对落后国家，扶上先进国家前列。但其负面是国内高低收入出现鸿沟，由于城市化过快，城乡差距也在扩大，城市低收入家庭因困锁在较传统低收入行业而陷入高通胀引发的贫困中，大城市房地产价格偏高，远远超过低收入者所能承担。
因此，爱尔兰经济的崛起，挤入全球个人年均GDP排行前列，并不完全代表社会均衡发展的进步，而是从高低收入悬殊的总和获得。我想这也是大马今后发展的一个借鉴。
新纪元大学学院客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