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苏联领导的第三共产国际筹划下，马来亚共产党成立，成为当时全球对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个成员，其领导人是来自越南的中越混血儿莱特。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马来亚，马共和英军面对共同敌人而组成联盟对抗日军。二战后英殖民者和马共渡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1948年6月双方立场严重分歧而决裂，马共于是走进森林进行游击战。由于马共成员绝大多数是华人，于是英军眼中看到的就是华人问题。
华人问题：从初期亲华人到疏离华人
英殖民者统治管理殖民地，就像一个投资的生意人，以盈利为首要任务。华人移民的巨大经济贡献，加上日治时期马共与英军配合联合抗日，早在二战期间，英国设在伦敦“殖民地办公厅”(Colonial Office)就已构思草拟了“马来亚联盟”计划 （Malayan Union Scheme)，准备战后让马来亚以和平过渡到独立的施政方针。“马来亚联盟”削减苏丹统治者的特权，同时赋予所有华人和印度裔与马来人同等公民权利。
这个计划于1946年初由英方诱迫马来统治者签署认可并于同年4月公诸于世，但立即受到拿督翁等马来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反对，并成立巫统与英殖民者谈判。反观华社团体包括会馆等并无积极反应。马共方面，刚接替莱特的领导人、年仅23岁的陈平也不知如何应对。就这样，巫统联同马来统治者与英殖民者，在缺乏华人和印裔代表的情况下，经过两年的协商，于1948年修订了“马来亚联盟”计划，制定了“马来亚联合邦宪法”。此宪法按“马来亚联盟”原计划赋予华人和印裔公民权，但加入的马来人特别地位条款，从此延续至今。
1948年6月爆发的英军与马共冲突的“紧急状态”。同年10月葛尼(Henry Gurney)受委为驻马最高专员，负责打击马共任务，英殖民者态度由此从“亲华人”开始转向“疏离华人”，态度之转变主要来自两个原因：第一，英殖民者发布的征兵动员令，引起华社普遍的恐惧和反对。不少华人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回中国大陆，这种消极反应被葛尼等人误解为华社亲共，而不知除了马共的反宣传之外，关键是华人“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作祟。征兵令最终没有实行，但却换来了另一个清一色的马来军团。
第二，马共走进森林打游击战后，当时马来半岛森林占据四分之三土地，大片森林周边零星住著约50万务农、割树胶和当矿工等的华人，约占总华人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之中许多在日治时期就习惯了以粮食支援马共抗日军，视为义举。如今马共转变成抗英游击队，这些大多数政治意识低的文盲或半文盲村民，不管志愿也好，被逼迫也罢，马共的民援后勤来征收粮食或月捐，村民是避不开的。但葛尼等却把他们整体视为马共的支持者，是个严重错误，以致葛尼曾经扬言要将这50万大小村民遣送回中国的提案。所幸这个提案因为需消耗庞大运输经费和资源，与中国政府谈判毫无结果，以及随后英殖民当局发现真正问题所在而撤销。
从遣返计划到新村怀柔计划
1948年底开始实行的遣返计划充满司法、政治和人道主义争论性。当时中国国共内战正酣，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还未结束。虽说国民党军队败相已十分明朗，但在中国兵荒马乱而难民又汹涌众多之际，遣返马共嫌疑份子或同情者到华南国民党仍然控制的海港，国民政府自然不欢迎。 1948年12月第一批52人被船运到汕头就因没有身份护照而被拒登岸，几经波折才通过外交周旋勉强登岸。截至1950年1月，估计约有一万名受嫌疑亲共华人从众多扣留营中选出被遣返中国。
遣返计划1950年初基本撤消，取而代之的是毕利斯计划下(Briggs' Plan)新村怀柔行动。该计划在葛尼仍在任内的1950年6月即已展开实行。在随后的两年半中，50万住在森林周边的华人村民被强迫集中到约500个受严格管制的新村里。将这些实际上并非真正支持马共、政治意识极为淡薄及仅为改善家庭生活为最高目标的华人集中起来，英军就此以切断马共的供应线作为他们的新军事策略。
与此同时，以英军为首的英联邦军在战略和战术方面均作了调整，最主要的是扩大情报网络、悬赏投诚份子，并发布大赦令，意图瓦解马共的意志力和军心斗志。大赦令表明自愿投诚者，过往不究，不会受到检控。投诚者经过调查虽自由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可获政府协助重新投入正常社会，也可与家人团聚。
伴随著这项新军事策略，英殖民者也颁布了争取华人民心的怀柔政策纲领。其中一项便是巫统反对赋予所有华人公民资格以便融入社会、拥有归属马来亚情感的立场。正如1952年初英国上议院在辩论马来亚问题时说：
“期望一个社群保卫他们被充分剥夺公民身份的国家似乎不太合理 … 但我们要如何赢得华人的合作对于马来亚的这场战斗才是至关重要。换句话说，除非将来有更多马来亚出生的华人不久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否则马来亚将很难发展成为一个团结的国家。”
“紧急状态”于1960年以马共撤退到泰南勿洞一带森林而宣告结束。在英殖民政府与马华公会的周旋下，巫统被迫接受所有华人成为公民，但巫统却争取到马来人作为土著的特殊地位。这就是今天马来种族主义人士常爱挂在嘴边的“社会契约”。这个所谓“契约”，至今仍然支配著大马的种族关系、政府公务员和其他各项固打制的决策。种族性政党以正义之名赢取种族依据的选票，假公济私，妨碍司法公正，不一而足。要走出这个怪圈，还不知何时何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客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