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所知，2023年华社至少出版了3本有关华族建设马来（西）亚的中文书。一是黄崇锐联同妻子谭丽屏合著的《溯源寻根：吉兰丹华人迁徒足迹》；二是邝国祥《槟城散记》的再版；三是刘崇汉编著的《百年建业：吉隆坡华人历史1857-1957》。
这三本书均重点探讨了华族在大马各州的历史轨迹，而三本书的作者均是从事华社文史的民间学者，而不是学院派的专家学者。做为民间学者能够长年持续不断地追踪与探讨华社的方方面面，确是难能可贵。若不是出于个人兴趣与使命感是不可能完成这些著作的。他们的兴趣、使命与毅力，确是令人肃然起敬。
就《百年建业》而言，这是一本专注于华族对开发吉隆坡的贡献，虽然主角是叶德（亚）来，也顺带介绍了其他有功人士，如陆佑、赵煜、叶亚石等人；其中，陆佑的贡献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历史地看，华族对大马的开发与建设，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港市如马六甲、槟城、新加坡。这是最早的华族聚居点，主要是从事贸易，主角多是闽南人或潮州人；其二是矿市，如吉隆坡、怡保、太平、金宝、芙蓉等大埠；其三是主要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城镇如新山、诗巫。
整体上言，这些多样的城镇发展与殖民政府提供的社会政治稳定相关。毕竟，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法治，可持续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只是就开发的主力或主导力量而言，华族无疑是最根本的力量。没有华商的出资与华人的出力，单靠东印度公司或马来王公的力量是无法把这些相关地区发展起来的。
就华族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方言群在不同的地区，也起著不同的份量。就港市而言，无疑闽南人起著最重要的力量，这自有其历史背景；因为，最早到马来亚经商的华族就是闽南人，特别是漳州人与泉州人；此点，也可从峇峇的形成中得到证明。
在19世纪，马来联邦矿业发展主要资金便是来自三州府（即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如1857年王公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能送一批华工到吉隆坡安邦探矿，其资金便是来自马六甲的峇峇族群。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方言群资本才崛起如陆佑。
潮州人
就农业发展区而言，新山与威省的种植业主力是潮州人。他们主要是种植传统经济作物。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橡胶业，其主力则是闽南人，如陈嘉庚、李光前等。在诗巫，福州人与兴化人则是主力，他们也大多是基督新教徒；在沙巴华族也因获得殖民公司的补助而获得土地从事农耕，他们之中也有不少是基督教徒。
至于矿业与依靠矿业崛起的中马城镇如怡保与吉隆坡则主要是由客家与广府华工组成，特别是客家华工，客家人因为在中国南部时便相对聚居于山区，故对开荒开矿经验丰富。
客家人很早便到东南亚开矿，如早在18世纪时便有大批客家人到西加里曼丹开采金矿，其中兰芳公司，甚至人数高达上万人。砂拉越客家人占人口的约1/3，也与这历史背景有关，如早在1850年代，他们便在石隆门聚居。同理，吉兰丹布赖村也是客家村。18世纪时，便已有客家人在布赖开采金矿。
在中马如森美兰，雪州与霹雳州，最早的矿工也以客家人为主力，如早在1820年代便已有客家矿工在芦骨（Lukut）、巴生、八打灵、沙登一带开矿。叶亚来本人便是惠州客。同理，与叶亚来对立的张昌也是客家人（嘉应客家与义兴私会党的领袖，叶亚来则是海山私会党领袖）。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华社可说是个帮群林立的社会，各方言群虽使用不同的方言，却由于有同样的文化传统，而出现同样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力量，也同样依据同样的方言纽带组织起来谋求本方言群的利益，以至于从1840-1940年这期间，不同方言群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不对称力量。这样行业与职业分类，甚至影响到文化与政治组织。如在1900年代始，华社便兴起兴学办校的风潮，可这些新式学校多是帮办学校而且多表明义学仅收入本方言群子弟。这就刺激了不同方言群竞相创办本方言群学校。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