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安华当副相时，曾在吉隆坡举办了一场“伊儒对话会”（当时称为回儒对话会），时隔28年，在2023年11月29日又在吉隆坡举办了另一场《伊儒领导对话高峰会议》。安华在出席这场对谈时表示，做为多元宗教、文明国，大马拥有多元视角，可成为伊儒对话的灯塔。的确，若处理得好，大马确是有潜能成为伊儒对话的灯塔。
实则，大马不仅可成为伊儒对话的灯塔，也可以成为伊佛或伊基对话的灯塔，毕竟大马不仅有61％国民是穆斯林，也有10％的基督教徒、6％的兴都教徒，也有众多的佛教徒。这些不同信仰者之间应如何和平共处谋发展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就伊儒对话而言，其实，在中国，早在明朝（1368-1646年）时，中国的回族学者便广泛深入地展开了回儒对话，且得到了基本的共识。
所谓回族，是一种特殊宗教群体。目前中国有约4000万的穆斯林和3500所清真寺。这4000万穆斯林中，回族人数最多有约1200万人，其次才是维吾尔族（约1100万人）馀者为另8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
回族与另外9个民族不同之处在于，回族是讲汉语的民族，也可说是汉人穆斯林（汉回）。他们基本上是在明朝时形成的。在中国，早在7世纪的唐朝时，便已有中东的穆斯林到中国，特别是在元朝与宋朝时更多。
元朝时中国便有“回回遍天下”的说法，所谓回回是宋朝时对纥人（鹘），即今维吾尔人的称呼。蒙古人统治中国时曾从中亚引入大量色目人（中亚人）入中国辅助蒙古人统治中国。这些回回人的居住形态是“大分散，小聚居”，也就是遍布中国全国，但又聚族而居。
在农村形成回族村落，在城市形成回族街道。这种自成村落与自成街道的模式使他们更易于延续自己的信仰与文化特征。其中，清真寺扮演了核心角色，清真寺不仅是社会活动中心，也是传授宗教教育的中心，即所谓的经堂教育或寺院教育。这就使得宗教知识得以传承。
在明朝时，朱宗璋强迫他们放弃胡语胡服，也强迫他们与汉人通婚。在这种情况下，便形成了汉化的穆斯林；即回族。历经好几百年的传承，这些回族实际上已是汉人汉族，只是依然保持著他们的信仰，是个信仰共同体。他们虽然分布于中国各地，可又高度集中于一些地区如宁夏居民，便有约30％是回族，而甘肃省的临夏市，更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是回族。据此，回族的信仰与文化便得以传承。
此外，在中国自唐朝时期，便允许外族人参与科举考试，以致不少外族人因此当上官员。这些兼通阿拉伯文与汉文汉语的知识群体也据此展开漫长的回儒对话；从而得出了一些基本共识认为伊斯兰与儒学之间，虽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如他们认为，履行伊斯兰教的基本功（即五功）是履行天道，而履行儒家五伦则是履行人道，做为汉回，即履行了天道又履行了人道，便是尽美尽善。
回族学者认为，儒教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项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伊斯兰教教义共通。即伊斯兰也同样重视这五伦。实则，《可兰经》与《圣训》也有很多类似的教导。
伊斯兰与儒家一样是很重视这项人际关系的。因此，至少在伦理方面，回儒的共通性是明自无语的。据此，回族学者也提出了二元忠诚论，即做为穆斯林即要忠于真主也要忠于君主；毕竟，君主是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是代真主履行实践仁政的代理人；同理，儒家也认为天子，即天之子，本来就是奉天之命治理人世，实行仁政；只要君主不背离正道，忠君与忠于上天或真主是相容的。这就是合理化的二元忠诚论。
其实，不论是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或儒教，均富有劝善惩恶的内容，劝人多行善不做恶。这类劝善惩恶的句字也常见于各大正统宗教中，而不限于伊儒。或者有人认为伊斯兰教强调来世观与儒家的“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教导有差异。这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中，穆斯林也是现世与来世并重的，伊斯兰学者称之为，两世吉庆，即重视来世的永恒幸福，也不忽视现世的生活需要。
伊斯兰学者甚至认为伊斯兰教真主本体论，即这个宇宙万物即源自真主也回归真主的真主本体论，也与中国的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两仪（阴和阳，一静一动），两仪生四象类似。约言之，就是万物起缘于“一”。也就是说，不论是伊斯兰教或儒家或道家，均形而上地认为，这个世界均起源于一个“一”（终极实在）。
从实用角度看，伊儒对话若把重点永在伦理道德方面，应是更具现实意义。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伊儒在基本伦理道德方面是具有颇大的共通性。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