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政坛丢下两颗震撼弹，一是交通部长易华仁涉及贪腐被停职调查。一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都爆出有议员婚后出轨而被“离职”。
号称廉洁治国的新加坡，很少听闻“大丑闻”，而部长涉贪被捕更是“罕见”。时任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在1986年11月涉及贪污被调查，事缘其在1981年和1982年各收取50万新币（约170万令吉）贿款，最终在审讯前郑选择自杀。在自杀前，他写给时任总理李光耀的遗书陈述：“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随著郑的身亡，后续案情也就被终止。到底郑选择自杀是“自愿”还是“被逼”，当时存在许多不同解读。如果经过司法的冗长审讯，是否会令新加坡感到“难堪”，是否会令人质疑新加坡廉洁背后的“管理缺陷”，这都曾经引发议论。
易华仁的命运如何，最终将看调查的进度与深度，到现在完全没有细节可以“探秘”。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表达该国对贪腐的零容忍，不会因为此将影响政府或执政人民行动党的声誉而放纵。
而政坛要员的婚外情，也格外引发议论。新加坡的高道德标准，似乎意味著对婚姻的忠诚被看作是对国家诚信一样的重要。
一度被视为第四代核心领导班底的54岁国会议长陈川仁，曾担任过人力部长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他因与47岁未婚的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锺丽慧发生婚外情，两人最终在7月17日宣布退出人民行动党，并辞去所有职务。
无独有偶，新加坡最大反对党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的53岁议员贝理安和37岁党中委佘雪玲也因为婚外情曝光，而“被逼”退党，两人均已婚，而贝理安也辞去议员职务。据悉两人在2020年中开始频繁联系，曾经被举报，但他们双方当时都否认。
结局都一样
对于婚姻的经营，局内人冷暖自知，局外人很难去理解。新加坡从政者其实早该知道新加坡政治的游戏规则，但他们在“政治”与“爱情”的两难中，选择暗度陈仓，其实不论是在议员任内选择“离婚”或“婚外情”，结局可能都会一样。
新加坡对从政者私生活一向要求“高标准”，任何行差搭错都可能“被离职”。选择政治这条路，就意味著需要放弃个人的“隐私”与“情感追求”，这是新加坡的“政治洁癖”。
政治人物如果无法有效经营本身家庭，是否暗隐国家治理也会捅出篓子？由于新加坡有效的国家治理，成为世界耀眼的明星，其高所得，及高效率的统治已形成一套体系。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婚姻何尝不是如此？就如李氏家庭就发生兄弟阋墙，总理李显龙亲弟弟李显扬被逼“流亡”海外，最近岳父过世也无法回国奔丧，令人感概万千。
新加坡对议员婚外情，选择公告天下而不是选择让他们逐步消失在政坛，到底目的是要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还是更多的是要向其他从政者下达“道德命令”？贪腐与婚外情本来是不同调，但征途戛然而止却是同出一辙。
贪腐的审理，需要经过法庭严格与钜细靡遗的审问，同时必须提呈完整的调查报告，这些细节最终都需要在法庭公开让外人来“评头论足”。而新加坡政府内的有效机制，不论如何完善，看来监督的机制仍然使“权力者”有机会钻空子。
婚姻的背叛，当然会有许多不同的解读。而婚姻是否幸福也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所谓“婚外情”不可能可以简单去理解。新加坡政治人物的“婚外情”，看来当事人基本无法“辩解”，这种一刀切的“道德”，确有可议之处。
新加坡标准
毕竟婚姻道德是最难被理解的，要审理婚姻的是非或对错更是难题。好几年前，台湾多位哲学系教授曾经在一场座谈会被其中一位知名教授问道“谁确定自己没有外遇的”请举手，结果教授们个个面面相觑，竟然没有一人敢于举手。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在问“谁现在有没有外遇”，而是“谁保证以后都不会发生外遇”。这是哲学问题，教授们当然在回应其中的“有”或“没有”时，需要思索的是“无法预知的未来”。
新加坡议员的婚外情，没有情节、没有故事、没有对白、没有八卦。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都在“难言之隐”中。除了“被离职”，承认“犯错”，离开政坛成了最终的、必然的、无悬念的选项。
新加坡的标准，贪污的道德与婚外情的道德本不可同比，但这两个在媒体上“震惊”的事件，其中并没有看到任何细节，但离开政坛的结局将会是一样的，当事人几乎只有“默认”而没有“辩解”的机会。
贪腐的蛛丝马迹，婚外情的跌宕起伏，媒体何以都是“噤声“的。
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新加坡。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董事及吉隆坡建设大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