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上言，大马人读书风气不盛，出版事业也自然受到限制。此点只要与台湾一比就一目了然。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可出版产业颇盛，书目种类繁多，不仅本土创作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书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甚至是韩国书也颇活跃，不仅是热门书，连不少冷门书也有人出版。
更引人深思的是，不少大马华族的中文创作也“北漂”到台湾出版，这确是值得关注的事。
就有关大马方方面面的中文书，虽说也有不少，如华研便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书；只是一般来说，这类书较具学术性缺乏通俗性，不易普及。
反观1950-60年代，反而有不少民间学人写了不少通俗但却富有知识性的大众读物，如梅井的《马来亚风情画》；《马来亚的兄弟民族》，许云樵的《马来亚丛谈》；或鲁白野的《狮城散记》与《马来散记》等。
这些书虽非学术性著作可取材与本土密切相关，且文笔通畅易读，字数也不太多，通常是10万字上下，很适合普罗大众“悦读”。这类书的出版应有助于推动大马的读书风气。
一国或一族群读书风气不盛，得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来分析。从供给面言，就得有人或机构积极创作与推动出版；从需求面言，书的内容与题材也应尽可能贴近普罗大众的生活，引起普罗大众的共鸣与兴趣。
只有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著手，才可能提升本国的阅读风气。换言之，不能只是抱怨本国读书风气不盛，也要考虑及是否有做功夫满足市场需求或创造可欲的市场需求。就此点而言，1950-1960年代的民间学人倒真做了不少贡献。基本上，他们的不少著作均记录与反映了此时此地（马来亚）的现实。
实则，1940年代后期，马来亚华族文人间也曾兴起了一阵有关文艺创作是否应反映南洋色彩，抑或是停留在“侨民文艺”阶段的论战，其中注重本土色彩的文人中，也有不少是南来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最终“北归”中国，也有人对本土流连不归，终其一身研究有关本土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如许云樵在《马来亚丛谈》一书内（1961年）在论及大伯公时认为，大伯公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土地神的本土化产品。
其理据是，广东省东北部的客家人习惯称土地神（公）为伯公；其二，有些大伯公庙也称为福德祠，即福德正神（土地神）之庙；其三，在一县一城，通常只有一个城隍庙，但却有多个，甚至几十个土地神，如新加坡。易言之，土地神是到处都有，而且各地有各地的土地神。
据此而论，大伯公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特定人物，如有人认为，大伯公前身是私会党领袖张理或兰芳公司的族长罗芳伯等。
至于伯公为何加上“大”字成大伯公，许云樵认为应是马来话Dato的简称，在1960年前后，这个课题曾是个热门的争议。
梅井的《马来亚风情画》一书，谈了许多马来亚风土人情、特产等，如多元的宗教信仰与庙宇等，如清真寺、天主教堂、兴都庙及其建筑特色。
在《马来亚的兄弟民族》一书里（1960年）更介绍了大马各族的前世今生，如小黑人（最早的原住民，惟人数也最小）、原始马来人（Proto Malay即Melayu Asli），居来居上的马来人；而习劳知足的泰米尔人；锡克人，华人等。
梅井在描述这些多元多样的民族时，均透露出温情敬意，突显出作者真心诚意地要促进族际沟通与相互理解。同理，鲁白野的《马来散记》也带有同样的温情敬意。这也显示出尽管自1957年独立以来各族间存在著不少的利益冲突，可至少不小华族文人是以温暖的心与冷静的头脑来描述各族的。
其实在1950-60年代，华社的主流思想是较重左倾，也较著重阶级而非种族，宗教；只是由于格局决定结局，最终依然是种族盛而阶级衰，特别是1969年513事件后，从族际交流的角度看，1970-80年代确是个族际关系较紧张的时期；而513事件后，种族、宗教、语文、公民权、马来族特殊地位等成了敏感课题，稍有不当便会被控。
这或多或少也抑制了文人的创作欲望，其后果之一便是进入1970年代后，连华族文人也变得少谈这类课题。据此而言，像《马来亚的兄弟民族》类的书就成了更难能可贵，通俗易读的大众化作品。
从功利角度看，这类书通俗的知识性与富有趣味性的创作也很适合做为导游人手一册的易读本，让导游有更多的故事讲。当然本地与外国游客也会有所获益，特别是著重人文与文化旅游的旅客，马来（西）亚是个多姿多彩的国家，不仅有多元种族、宗教、语文也有多元多样的文化活动与建筑物。
尽管也存在不少族际矛盾，整体上言各族依然能在民间层次上和谐共处。这确是个难能可贵的好现象。若出现更多类似梅井的新通俗文化创作就更近善近美了。
顺便一提，梅井书中也常用巫族（马来族）、华族、印（度）族这些用语，不少文人如郑良树，田英成等也爱用华族这用语；只是迄今华族这用语依然不是很通用。
依笔者之见，华族这用语比华人这用语更富有感情色彩，也更符合当代学术界的趋势。其实，华人这用语是个颇复，多元多义与笼统的通称，突显不出华族的独特性与本土性。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