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马，近20年来还有两个不良现象，一方面是许多受过大专教育者找不到合心水的职业，他方面是企业普遍找不到适用人才，进而造成了技能失配的现象。更甚的是，还出现了一个学历失配的不可欲现象，也就是许多受过高教者因找不到理想的就业，而退而求次之，去将就从事不需他那种高学历的职种，如送餐员或司机等。
应该说，这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学历错配现象也存在于大专教育普及的国家，如美国与韩国。在美国估计有35％的麦当劳钟点工是大专毕业生；可见，学历失配错置是个资源大浪费的失策。
实则，一般来说，有70％或以上的工作，是不需要大专文凭的，大专生供给过多，只会造成学历贬值现象，使其工资甚至低于一般劳工阶级。在大马这已是既成事实，实在可惜，也是造成政治动荡与政权更替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至于人才外流，实为地点失配的后果，也就是人才活在不需要他或他不被善用的地方。其结果当然是要出去找出路，这才是明智之举。据此而论，对于人才外流应抱宽以视之的态度，毕竟他们外流对本人与国家均有好处，如中国、印度、菲律宾更有大量人口到外国谋生求发展，进而汇回大量的外汇回国。
此外，在外国学到东西的人才也可能回流创业为本国创造就业与外汇，如台积电的老总张忠谋便是留学美国在美国就业后回台创业的人才。没有在外国，人脉与联系就更难创造高增值的就业机会。
说实在的，一国若想脱贫致富应多向新加坡取经，如开放的自由经济；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劳、资、政三方面配合谋取国益而非对立的三方关系；偏重有素质的技能发展；著重研发；大力投资于生产性基础；高效廉洁的公务员体制；创新与财富型经济增长，而非单纯劳动力推动的增长；高劳动就业率，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实际需要相配的移民政策；有效的官制与激励政策，而不是“以族取人”或权钱交易盛行的坏作用；务实的外交政策与贸易政策；健全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善用公积金为国为民造福（如居者有其屋）；实事求是的福利政策而不是民粹型福利政策等。
基本收人
当然，尽管新加坡是个卓越的典范，依然备受许多人特别是人文知识份子与社运人士抨击，可整体上言，新加坡确是个成就不凡的国家；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大马的有为青年到新加坡去找出路。为何新加坡出路比大马多？这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与制度，而且许多制度具有两面性（如选举民主），重点是要懂得如何使制度与国情相配，以发生综合效用才是正道。
顺便一提，近年来学界流行讨论一个未来有没工作的课题，也就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会否致成大量失业，使许多人无业可就？若然应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据此，有人提出了基本收人的主张，也就是任何成人不论有无工作应享有一个像人的生活收入以维持社会秩序。其中又有条件性与无条件性基本收入的争议。至于其资金来源则是连机器人也要按人头抽税，而国家也要转身为收入分享国或资本分享国。
伸言之，国家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可说无所不管，要包山包海，政府的规模（公务员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种基本收入主张比大马现行的只派发生活援助金更激进，因为这是制度化的收入与财富分享。这个争议正方兴未艾。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