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闻名全球。在这个领域为新加坡作出诸多贡献的大小人物不计其数，但其中居功甚伟者应首推刘太格。32年前，笔者加入负责全新加坡总体规划的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当执行规划师，认识最高顶头上司刘太格。
刘先生当时刚离开掌舵了10年的建屋发展局，来到市区重建局任总规划师和最高行政官，负责全岛的概念总蓝图规划工作。在他领导之下，该土地利用概念图历经3年艰巨工作，于1992年基本完成。他随后离开市区重建局加入他向往已久的私人建筑和规划事务所服务。
我随后也离开了市区重建局，进入南洋理工大学教学和做研究。因为研究领域涉及新加坡的土地利用规划等事项，也由于我也当上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师学会的理事，对新加坡的发展事务有所探索和思考。记得2006年1月份，在新加坡城市规划师学会例常举办的一次讲座中，我们邀请了刘太格对自己30多年的规划工作，给我们讲一讲并作个总结。我当时作了笔记，以下是他说出他没做到的其中5项重要遗憾。
1.在全岛的概念总蓝图中，设定了除中央商业区之外，另外4个区域中心。这4个区域中心应发展成小中央商业区，降低中央商业区的拥挤和压力。
2.允许建造更高密度的住宅区。
3.在建屋局构建的组屋新市镇内，注入私人住宅楼宇。
4.在组屋新市镇内，设计更有连贯衔接性的自行车道。人行道宽度不足。
5.应设立更多市民公共空间.
遗憾背景和事后发展
在世界现有国家体制内，城市规划是处于精密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软科学，灵活性很强，难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规划部门基本按主导国家政府的政治意向和维系政权的目标办事，规划师就是它的首要技术员。
在政治意识形态强烈的社会，譬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坚持马列原则，缩小三大差别（体力与智力劳动者差别、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中国，城市扩张和大面积发展是受严厉控制的。因此，在意识形态和有限资源分配的情况下，再有理念的中国总城乡规划师也不可能接到国务院发出利用城市化，来推动现代化城市扩建，以发展工商业的指标。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城乡户口制的调控下，农民不得移居城市，全国城市人口保持在18%左右，许多大城市人口数十年不变。改革开发后，城市变成主导中国现代化工商业开发、带动房地产发展的核心，大片城郊和周围农业地被征收并纳入城市地范畴。城市土地的增值以及基于有系统的城市规划的强烈需求，规划需求曾经蓬勃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美化城市、严防污染等也成了当前城市化的首要任务。改革开发40年后，中国现有城市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65%。
新加坡花园城市背景
新加坡之所以能建成一个傲人的花园城市，也很大程度上想在工业基础脆弱的建国初期，藉花园城市的魅力和亲商条件，吸引先进国家资金到常年是夏的新加坡酷热环境投资。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权时，便有了强化工业发展和全岛城市化的理念。当时全岛人口约160万，70%人口居住在岛的南端海港和新加坡河口及其四周城市化地带，岛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基本是乡区，居民以务农为主。
1967年，新加坡政府请来了联合国专家为全岛制定城市化计划。专家团提出的环形概念蓝图于1970年落实后，成为影响新加坡随后30多年的城市化和人口政策。这个来自西方的专家团根据新加坡土地面积和可用的发展地段，制定了400万人口顶线的规划。
刘太格1989年到市区重建局负责更新全岛概念总蓝图规划时，就是依据20年前专家团的400万人口框框制定的。在这框框下，我们审视一下刘太格说的遗憾和1970年专家团制定的环形概念蓝图，以及随后全球环保意识的提升、人文思维及科技演变，对城市规划发生的影响。
1. 环形概念总蓝图除中央商业区之外，并没有明确设定另外4个区域中心。这4个后来在1990年更新的概念总蓝图出现的区域中心，的确有进一步发展成辅助中央商业区的小中央商业区，降低前者的拥挤和压力。不过，在现今的网络发达时代，员工可以居家办公、政府部门鼓励市民上网办理手续、家家户户可以上网购物的新时代，4个区域中心的规模是否应该很大并不是那么关键。更何况新加坡仍然继续以收费管道，控制汽车进入中央商业区，以减低车流量和拥挤密度。
2.关于允许建造更高密度的住宅区，刘太格其实不必遗憾，因为在规划400万人口的前提下，建屋局普遍造的10多层组屋群，已经属于高密度。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后，他的新内阁打破了400万人口框框的魔咒，通过移民方式来增加新加坡的人口。今天新加坡的人口，包括外籍人口已达590万。
这10多年来，新加坡各地20多层到30多层的组屋或私人公寓，可说遍地都是。但住房往高楼发展是在不牺牲湿地和绿地保护、水源供应资源等，作为增加人口的办法。
3.关于在组屋新市镇内，注入私人住宅楼宇，这个涉及把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融入同一社区、降低社会分化一事，是否容易在政府重视土地售价、一些高收入社群看重同一阶层聚居的新加坡成功执行，不得而知。然而我们从政府经常将一些靠近地铁站的地段招标售建私人住宅，以取得高标价可以看出，刘太格的构想应难于普遍受国家发展部认可。
4.针对在组屋新市镇内，设计更有连贯衔接性的自行车道，人行道宽度不足的遗憾，笔者深有同感，而且这个设计构想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不免是“事后孔明”，谁会想到1970到1990年代，人们普遍把骑脚车的人士看成是妨碍交通和不受欢迎的人行道使用者，转看成是周末假期的健康运动以及能协助减低市区空气污染的人群呢？
就这样，数十年来组屋区设计的1.5米宽的人行道，今天竟然成了行人和骑脚车人士的共同通道，由于过窄而经常出现纠纷与摩擦。今天想加宽早期制定的1.5米宽的人行道，已异常困难，因为其两旁不是种了大树，就是建好了台阶等设施。笔者祈望在新的组屋住宅区能把行人和脚车共用的通道加宽到至少2米。
5.至于应否设立更多市民公共空间，这与新加坡建设更开放的公民社会有密切联系。更大公共空间意味著市民能在公园或公共场地进行更多集体健康运动或集会。集会也可包含庆祝公共假日、民俗信仰等，只要是和平方式、不具有极端反社会行为，均应可申请准证举行。
三位一体
最后要说的是，城市规划的准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标杆。它涉及的土地运用和标准会随社会价值观、科技进化和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取得的知识造成的的演变而发生变化。譬如说，新加坡从1960到1970年代从美国学习的曼哈顿中央商业区模式，应用到新加坡当年新建中央商业区，只建商业大厦和办公楼，不建公寓住宅，便是一例。
但新加坡很快就发现这个一天只利用高价值土地12小时的模式不合理，因为曼哈顿模式几乎所有员工下班后，得回到远距离的住宅，既耗时又造成交通拥挤。从这个学习过程中，新加坡学会了在昂贵的中央商业区建上高层公寓，方便员工上下班，达到“居住、工作和娱乐”三位一体于同一处的效果。
新纪元大学学院客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