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于1989年，拥有33年历史的《全国大专辩论会》，两年一度，走到了第18届，精彩赛会于5月22日登场，6月8日圆满落幕，共吸引了20支大专队伍参赛。在疫情下，过去2年前举行的第17届赛事由于防疫原因一拖再拖，2020年初赛后却无法举行总决赛，去年底才顺利完成总决赛，堪称“罕事”，此展现以马大华文学会为主的主办方的不屈不饶，而这种精神才使得大专辩论会得以不断延续。
辩论是个思辨与论证的过程，大专生要摆脱活在象牙塔，就要离开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旧思维，不然将失去社会与国家对大学生的期许。现在，我国政府允许满18岁者投票的限制，无疑是鼓励大学生迈开步伐参与政治，以及认可大学生的政治立场与见解。
政治无时无刻都在影响我们每一个的生活，不论你是否欢喜或厌恶，政治就如一只无形的手，随时粗暴干预你的衣食住行，改变你生活的型态与选择。大专生被视为国家栋梁，以及国家未来希望之所托，他们的思维、想法，抱负、态度等都将在拥有投票权的体制下，展现一定的力量与影响力，甚至左右选举的结果与生态。
历届大专辩论会的内容设定，不缺敢于触碰政治议题，包括的辩题有：《两党制适合/不适合我国目前局势》、《价值紊乱/制度崩坏是我国当前的最大困境》、《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已经/还未穷途末路》等，而本届赛会总决赛辩题则是《509后，以选票实现政权轮替依然是/不再是我国民主改革的必要手段》。
真理本就是越辩越明，大学生对当前的政治热情与热血，必然会直接影响我国政治板块与走势。国外许多大学生的政治态度，见证了民主改革的进程。过去韩国大学生对政治改革的“不妥协”，抛头颅洒热血，掀起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撼动著社会普罗大众。尽管这之中因为政府的高压手段对付，导致流血冲突，但其对推动韩国的政治改革与廉洁最终起到巨大作用。
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其实也离不开大学生的身先士卒，为了争取香港实现“真普选”，他们敢于挑战中共体制，此被誉为是香港史上第四大规模的示威，动员参与人数高达120万人，几近全香港人口的六分之一。当时香港学运组织“学民思潮”更组织中学生罢课一天进行声援，并有300多名香港大专院校教职员联署声援学生罢课行动，学者就形容此罢课行动与当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具有同等意义。
不屈服于体制约束
同年的台湾太阳花学运，也是大学生与公民团体共同发起的社会运动，他们抗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遭强行通过审查，认为该协议强化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以行动占领位在台北市的立法院。该学运是台湾从19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也是立法院首次遭到民众占领。该学运后来持续影响台湾社会，特别是推动台湾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等。
这些由大学生发动的学运，引领社会深层思考，也代表著年青人不愿意屈服于体制约束，愿意为民众发声，敢于独立思考，这种精神不正是国家与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盼么？
我们不可能一味鼓励大学生要创新、担当、独立思考与反抗不合理，但却另一边厢要大学生作“乖乖仔”，完全听命于政治体制的安排，不可造次。这是矛盾的，也无疑是对大学教育本质与本意的最大讽刺与亵渎。
第18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在吉隆坡王岳海大礼堂举行，近千人挤爆整个会场，是一项意外的惊喜，显示赛会的高人气与高关注度。大学生不单要从场内参赛辩论员彼此的唇枪舌剑、对质与攻防中看到技巧与风度，更应该认真思考辩论队伍在论辩过程的观点、事实与传递的讯息，从而明辨是非，培养判断力，不盲从，不人云亦云。
面对当前我国政治的巨变，大学生的民主素养与民主改革脱离不了干系，拒绝贪腐政治与腐败政治领袖是清晰的民主改革诉求，如果还存在观念的模棱两可，甚至看不清前首相纳吉“何须羞耻Boss Ku”的荒谬剧，就只会显示大学政治教育的倒退与失能。
我期待今后全国大专辩论会，能继续“不避讳”政治课题以唤醒大学生的道德勇气与坚定意志，因为大学体制本身在这方面是缺席的。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董事及吉隆坡建设大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