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5月1日起，我国迎来了防疫SOP大松绑的实施，让民众能局部恢复疫情前的生活方式。国人逐步恢复疫情前的生活是件好事，但在进入后疫情的同时，政府是否需要考虑那些在抗疫期间更凸显需要改革的问题？比如：监狱和扣留营，这两个地方的设备、卫生条件和政策是否也需要纳入改革的考虑，以便往后疫情再次来袭时能有更完好的防疫。
还记得在2020年疫情爆发时期，时任首相慕尤丁在一场演讲中提及疫情恶化的原因是无证移民和监狱的囚犯确诊，导致沙巴和吉打州的确诊数据飙升。相信当时国人也会相信这说辞无误，毕竟国人对无证移民的态度冷淡，不觉得这说辞有问题。行管令期间还发生大肆逮捕无证移工的事件，但大部分的民众并不同情这些群体。疫情期间扣留营的确诊病例爆涨，但部分的民众没意识到防疫不当的真正原因。
早在疫情爆发前，国内的监狱和扣留营制度、卫生设施、甚至整个体系都得到我国人权组织的关注，纷纷提出来自实地观察的建议。议员们也在国会提呈法案以对监狱和扣留营进行改革。无奈，改革还没开始就遇上了疫情。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SUHAKAM）在2018年的报告中发现，移民拘留中心的条件极其匮乏，拘留中心拥挤不堪，维护不善，不卫生，缺乏清洁水、食物和医疗等基本设施。恰巧这些问题在疫情期间凸显出来，导致疫情在监狱和扣留营迅速蔓延。
设施的过度拥挤是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而这问题早在疫情前就出现。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曾经为拥挤问题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据该组织发现，我国监狱的总容纳量为5万3830人，但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监狱里的人口达到了7万2903人。超出了原本的容纳量的40%。
同样的，在扣留营，现有的拘留者为1万5163人，比本来的容纳量高出2633人。试问这样的过度拥挤还能维持防疫该有的社交距离吗？一旦病毒入侵，整个监狱及扣留营都防不了。再者，这问题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虽说当时疫情还没来袭，但这样的拥挤也不是人所能承受的。笔者认为即使是囚犯也应该得到基本的人权保障。长久拥挤不堪问题对监狱和扣留营甚至整个体系过度的负荷，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卫生条件及基本设施恶劣问题也牵涉其中。
疫情爆发是体系问题
由于工作的缘故，笔者访问了疫情间被扣留在监狱的囚犯，发现监狱里的卫生条件极差，疫情间确诊的囚犯或被怀疑有可能确诊的囚犯都挤在同一间。如果是大型的监狱就以区域来分配，但因为原本就拥挤不堪所以都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大家都睡地上，空间很挤，需要侧著身才能睡下。疫情迫使囚犯们吃喝拉撒都在同一个空间，有时候连水供也没有，想要保持个人卫生是件奢侈的事情。
无疑这也是为何疫情会在监狱里一发不可收拾。即使没有疫情，这样的条件也映射出我国监狱卫生条件是不符合现有的扣留法令第13条文（Section 13 of the Lockup Rules 1953）； “应向每个囚犯提供被褥，被褥应根据需要经常更换和清洗，但每月不得少于一次”。 （every prisoner shall be supplied with bedding which shall be changed and washed as often as may be necessary but never less than once a month）。
其中一个受访者也向笔者透露，他们所在的监狱没有让他们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同时也没获得口罩来预防病毒传播。直到后期监狱的疫情得到关注，每人才被发配了两个口罩，但这口罩不是定时换而是连续不断的使用。试问这样的情况如何防疫？因此，在疫情间监狱和扣留营确诊数据爆发本是整个体系久病缠身而引起，无关囚犯和扣留者问题。
笔者认为监狱和扣留营的拥挤不堪、卫生条件、设施等问题急需解决。不但如此，监狱局的管理和扣留营甚至整个司法体系都需要进行改革。这包括改善各阶级管理层，改革扣留、人员培训、法规、设施、助囚犯重新融入社会等事务。
至于扣留营，政府应该给予联合国难民署更多的合作空间而不是一昧的拒绝合作。但这些解决方案是需要政策制定者的魄力和决心来实现。况且，我国监狱管理和服务都是刑事体系中最容易被忽略及遗忘的部分。无论对于普通民众还是执政者来说，监狱里的囚犯及扣留营的移民的基本人权都很容易被忽视。因此，希望我国在进入后疫情时一并解决监狱和扣留营的种种问题，别再忽视监狱改革的需要。
群议社社员及政策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