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从碎片化到极化——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运动

早在21世纪初，马来亚便出现政治觉醒的火苗，顺著大环境的变化——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两次世界大战、印尼反荷运动、印度独立运动、共产国际、中国内政等，以及英国当局的殖民政策（如移民条规的调整），促使在二战前后，于各别族群掀起强度有别且互不相融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般而言，马来社会的政治觉醒可分为三大支系：亲英国殖民者的右翼民族主义、奉行伊斯兰价值观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还有反英殖民者和倾向印尼的左翼民族主义。三个支系存在社会阶层、地缘链接、教育背景的差异，不过，意识形态和左右光谱却有一些相通之处。

举例来说，左翼和右翼趋向世俗化的政策偏好，左翼分子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对英国当局心生不满，而右翼保守派和伊斯兰支系接纳马来苏丹的宗教权威。惟，就如笔者在先前几篇文章所论述般，三股势力唯一共通点乃政治论述都跟非马来人（华人）的存在一定关联，这个因素也是促成1946年反马来亚联邦运动和巫统诞生的远因所在。

按照名历史学家王赓武的研究，马来亚华社传统上一样可以归为三类，即，倾向英国、接受本土化和社经条件较优渥的海峡华人，心向中国、生活条件最不堪、集中在华南移民生活圈的亲中派（包括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的华人），以及胥视情况选择靠向其中一方的骑墙派。

跟马来社会的情况一样，三种类型的华人在个别的生活圈过活，鲜少有跨越阶层的接触。但是，如同王赓武的说法，虽然政治态度有别，华人社会并非处于全然的分裂状态，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些触及整体权益的课题上找到共识，进而透过宗亲会馆、同业公会、商会等各种组织，采取集体性的政治行动向英国施压。

印裔社会的部分更为多元，主要是因为印度本土既有的族群、宗教、语言、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就相当复杂，另外，种姓制度（castle）根植印度社会之中，群体分化和对立的历史根源极深，而且还涉及不同社群从事不同职业的差异现象，造成马来亚的印度移工和移民未能发展出类似马来人、华人的民族主义论述，其进展也相对缓慢。若必须要对印裔社群的民族主义进行界定，那就是由鲍斯领导的左翼民族主义（反英、亲日）和亲英国的印度国大党。

在马来半岛，不同族群不仅仅缺乏集体政治行动的动员基础，族群内部也往往无法达成共识，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英国殖民者施行资本主义取向的政策有关，高度自由放任的结果导致特定群体掌握凭著特定优势，较倾向从事特定工作，遂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圈子。

另一方面，英国不忘在三大族群栽培代理人，给予他们更大的发言权，允许这些社会菁英接触行政事务，协助巩固英国当局殖民统治。因此，英国在经济上的自由化政策，加上行政方面有意为之的差别对待，令马来亚政治态度的碎片化趋势持续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著二战的爆发，马来亚的政治氛围也有所改变。经过日本三年八个月的占领，族群间的异质性被放大——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猜忌加深，而族群内部的异质性却被缩小。各族首先从文化特质中寻找共鸣，组成松散的“民族”，向英殖民当局提诉求，逐渐从碎片化过渡为极化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底下，代理人的政治身份便直线上升，一来，他们是英殖民者最信任的群体，二来，他们是传送各族诉求最有效的管道，三来，马来官僚阶层、海峡华人和印裔菁英都接受英语教育，生活文化相近，推崇英国的世界观，具备互惠互信的基础。鉴于这些前提，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的政治婚姻便在在这层关系上建立起来，并由三党主导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

各族群向各别政治菁英提诉求，交由政治菁英内部协商，然后产生“皆大欢喜”的政策，此种协和模式从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运行不到13年便宣告崩盘，毕竟它依然没有正面回应族群极化的问题，有“黑箱”嫌疑的内部协商甚至还加深族群之间的不信任感。

联盟在1969年第三届大选失去国会2/3优势，东姑阿都拉曼于513事件后被迫辞去党政职位。随著拉萨上台，强推马来化的新经济政策，建构以巫统为重心的国阵，马来西亚从此迈入新的政治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