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大学学院最近被热议，基于其在2019年将三学分华文基础课（非关该大学中文系本科及研究生课程），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的决定不被认可，因此在董事会、理事会认真讨论后，及时做了纠正。
我国三所民办大学学院：南方大学学院（简称南院）、新纪元大学学院（简称新院）及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简称韩江）先后升为“大学学院”，最终三院都期待再进一步升格为“完整大学”，南院目前进入升格大学最后条件的整合与调适阶段，学术课题均在严谨检讨中，以期在高教部规定“有条件批准三年期限内”达成完成升格大学目标。
多年前有关三所民办学院应合并的讨论没有进展沦为空中楼阁，最终没有结论，因此三院特色一直以来难以凸显“各自精彩”，特别是彼此很多课程基本重叠。在招收华裔子弟的同时，尽管彼此也希望多吸纳其他族群学生就读，但这方面成绩并不尽如人意。
三所学院既然来自华社捐款，当然华社有权来“监督”，以期符合社会期待。就如拉曼大学学院的董事会被要求稀释马华政党色彩，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就是有人看不懂，无法认清“学术”与“政治”必须分离的道理。
南院风波比较令人瞩目的是在2005年校长祝家华与副校长何启良交恶并公开在媒体骂战，彼此火力全开，相互攻击，把校政种种问题摊开在阳光下“各自表述”，结果给学校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我那是正好担任南院招生入学处主任，看在眼里，除了深感痛心，也看不出彼此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在何启良离开后的三年，祝家华也被“请走”几乎在我意料之中。祝任内有许多高层行政人员及学术人员先后离开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给校长“被离开”留下伏笔。当时，新任陈洺臣从张文强手中接管董事长一职后就作出撤换校长的决定，此举基本是获得肯定的。
大学要怎样的校长？
改革必然有阵痛，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撤换校长，在大学是平常事。记得高教部前副部长何国忠当时评议此事时说，以十年任期为准，其实换校长是一个大学管理的正常机制，以便让大学更有生机去进行必要的改变与改革。当然如果因为管理不当，校长理应坦然接受调换岗位或离任，而不是因为对掌校权位的“恋栈”而心生“怨怼”。
大学要怎样的校长？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教授就指出：“当下大学校长领导力呈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即：就视野、理念、知识、能力及人格等个人素质本身而言，许多大学校长似乎都能胜任，或基本看似足够管理一所大学，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却很难实现对学校的有效领导，很难以教育理想为指引，用遵循教育规律、符合教育常识的办学思想与行动纲领，去凝聚全校教职员工的共识，充分发展学生的才能与个性，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
其实，这也点出了一般大学管理的问题症结，检视当前三院掌校者何尝不都面对同样的“短板”。
新院在2008年也是风波不断，救救新院呼声成为社会的焦点，当时5名管理层和学术主任辞呈，并申明“士可杀不可辱”。其实1998年新院创校至今20多年，学生人数1千多人（不含技职教育）并没有显著增加。招生出了问题，找不到卖点是关键。此外体制上的缺陷导致与华社渐行渐远？这都需要华社共同去关注的。
令人遗憾的是新院董事会组织架构“被改变”后，华社关心的是其管理层何时才能再度回归到董总、教总、独大三大机构的共同参与治理，基本上如果校方无法集合专才与人才共商管理与决策，将无法谋取更大发展空间，学生人数只会停滞不前。
“去华化”说法不正确
最近又有人广传南院内部不少与华族文化有关的内部组织被“停摆”或“取消”，这些评议显然不够客观。爱护南院，应兼听则明。作为一个曾经在南院任职的“过来人”，我认为一些人在评议南院时由于缺乏“完整讯息”，以至于出现论述的偏颇与盲点。留台联总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其对南院管理层的所谓“问责”，显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过于草率。
去年6月南院已设立了“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由著名文化创意人陈再藩（小曼）来领导，横跨校内外多个部门单位协调对接，负责校内外的文化与学术活动。这是该校结合马华文学馆、华人族群与研究所、文物与艺术馆及南方电视台等单位组成，涉及活动及讲座包括：企业家大讲堂、南方沙龙、南方人文大学堂及云端艺谈等。
此外，该校马华文学馆也与中国韩山师范学院东南亚华文研究中心结盟，双方签署备忘录，准备共同推动马华文学学术研究，教师人员交流与资讯交换等，也计划举办研讨会。硬说南院“去华化”，看来欠缺说服力。
民办大学学院在艰难中前行，我们期待社会给于更多、更大的包容，也希望三院要有“改革魄力”，任人唯贤，善用专才，而个人过去的恩怨情仇都不应成为干扰校政的因子。鸡蛋里挑骨头很容易，但毁掉一所大学将难以再“复原”。爱护华教的同道们，不知你以为然否？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董事及吉隆坡建设大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