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河：野蛮人入侵

《野蛮人入侵》像是封写给后疫情时代大马人的家书。

先说说跟这部电影的渊源。

我在本周三出席观赏这部电影的首映礼。很幸运地，在解封后，还有机会能在电影院观赏到大马中文电影，无论是对电影工作团队或观众来说，都是种难以言喻的惜物知福。

对于大马多数观众来说，解封后迫不及待想回到电影院的理由，无非是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大片或鬼片。这些电影或许在网络上早有资源，但仍有不少人会希望进入电影院观赏，只求能重新感受封闭空间里大萤幕与环绕式音响传递的感官冲击。

但我反而关注本地中文电影是否还有机会在院线排片上映。尤其在经历漫长的抗疫期间，电影院也蒙受庞大损失，因此在重新获准营业后，势必会更加强排片量的监控。一旦赚头不多，抱歉，刷下。

也不能怪院线利字当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早早说过，生存基本需求若得不到满足，就别谈任何更崇高的理想。

所以，上不到大型连锁电影院的《野蛮人入侵》，却还能在较小型的莲花五星级戏院（LFS Coliseum）播映，内心也算是有某种庆幸。

话说，这是陈翠梅阔别多年后自导自编自演的电影，并找来很多业界好友一起参与。对于大部分大马人来说，这个名字有点陌生，毕竟她过往的电影作品鲜少有机会大规模播放，只有非常关注本地电影动态的观众才会熟知。

而且，对于“大马中文电影”的雏形概念，大部分人都会指向2011年的《初恋红豆冰》或2014年的《一路有你》，认为这些叫好叫座的商业电影才是指标，孰不知陈翠梅在2006年执导的《爱情征服一切》，早已披上大马国旗在不少国际影展获奖，是第一批在本土深耕并取得不小成就的大马华人导演。

究竟谁才更具有大马中文电影的指标性？其实无须特别划分。对我来说，无论是商业片或艺术片，大马中文电影业的发展至今仍羽翼未丰，期间就算不时有好电影冒出，充其量也只能视为昙花一现的个案，而非整体产业成熟运作的硕果。

尤其从《初恋红豆冰》推出至今11年，期间一度迎来盛况，2012年与2013年推出的中文电影制作量甚至高达15部，当时还以为大马中文电影业准备含苞待放，孰不知素质追不上产量，太多电影滥竽充数，观众也被“支持本地中文电影”的口号疲累绑架，最终热情过度消耗，才导致连原本卖座率偏高的贺岁档都显现疲态。

在这种颠簸的消费脉络下，要重新召唤观众进场支持本土电影，坦白说片商也心虚。

但《野蛮人入侵》值得捧场。

换作以前，这类“艺术电影”可能对观众来说会较冷僻生涩，尤其大马人在院线总追求感官刺激大于叙事内涵，总定位电影院为“娱乐场所”，因此会对探讨议题的电影避而远之。

但经历大规模的疫情后，我相信不少人内心隐藏著坑坑巴巴的无言伤痛——职场受影响的，亲朋好友离世的，美好关系变质的，甚至是多年习惯的生活方式突然被打乱的，有好多的问题，未必都能一一从身边的事物找到答案。

当眼前的生活找不到出路时，不妨走进电影院，让《野蛮人入侵》尝试推开你生命另一扇可能的窗。

这部电影有许多有趣设计。一名曾获奖的华人女演员，经历跨族婚姻失败后，带著儿子试图东山再起。她母语是华语，面对儿子却必须用马来语沟通；她原想藉著新电影来重整旗鼓，却没想到新环境根本是打掉重练的生命战场。

一切际遇仿佛照妖镜，让她重新方式自己不同的身份定位，也借由这些身份转换，重新了解生命活著的意义追求。

像不像疫情劫后馀生的心境？我甚至不介意你把《野蛮人入侵》代入成“病毒入侵”来思考，这或许更能让你体会到主角的各种挫败与觉醒，并思考生命中无可阻挡的冲击后所隐藏的生机。

当然，你也无须高估电影的艺术性。你不一定要完全解读剧情，也并非要知道各种镜头语言或技术运用的隐喻。对特定片段有共鸣，或旁观主角经历后能衍生出自我疗愈力量，就是电影票圆满的价值。

只有小规模6场播放的《野蛮人入侵》，希望你有缘能见证蕴含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