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源节流是当代许多国家均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对正经历高龄少子化的发达国，更是不易克服的难关。因为，从结构上言，高龄少子化会导致出现生之者寡 食之者众的难以为继的局面。更何况，早在2019年，许多发达国的公共债务已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或以上。外加上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公债更进一步快速扩大。
在这个背景下，5月初七国首脑（G7）基本上同意把最低企业税设定在15％，接著在7月初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持的谈判中，全球130个国家就制定一套更平衡的跨国企业税务制度达成协议，同意把最低公司税率定在至少15%，（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international/2021/07/02/421772）以鼓励企业特别是跨国大企业如谷歌、面子书、亚马逊等老老实实纳税，而不是想方设法避税或逃税。
有人研究，估计全球避税或逃税总额可能达到每年4270亿美元，其中约2450亿是跨国公司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如英属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百慕达群岛或维京群岛等地；馀者1820亿为富豪搞资产转移所致。
按照常识，若国家缺钱，应是提高税率，何以G7却是提议向下调整税率，而非向上调整税率？这里也突显出国家的无奈，也就是得向全球化妥协。说白了，就是全球化或区域化削弱了国家主权！一国若不调低公司或个人所得税，便难把公司与富人留住，更逞论吸引外资来本国投资与创造就业机会。
实则，有不少国家如新加坡、爱尔兰、塞浦路斯、卢森保，甚至荷兰与瑞士，均是低税率国，也靠低税率吸引了不少大企业或富豪到其国设立总部或存钱，而这些国家也因此而有了额外竞争力。可以说，这是种不公平竞争；只是公平不公平是另一回事，若不靠此竞争，就会削弱其竞争力，甚至是人均收入。实则，许多低税率国均是高收入国或地区，因为低税率为他们带来了繁荣与就业机会。
对中等或高税率国言，这是个困境，如美国总统拜登本有意把现行公司税从21％提高到28％，以增加国家收入，没想到拜登也得同意，把最低公司税设定于15％之低，突显出连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显得无奈。毕竟，资本无祖国，资本家的活动目的就是赚钱，而且最好是多赚少付税，讲什么爱国主义多是口号，而难感动跨国公司与富豪。
资本家的本性就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赚越多越好，这是人性，什么爱国爱民为国谋利，多是只能讲而不能或不愿做的口号。
从经济学角度看，1980年代始，主流经济学流行一种称为拉费曲线（Laffer curve）的最佳税收理论。其核心理论是，提高税率不是提高税收的最佳手段，甚至可能是引起反效果即税率越高，国家能收到的税收反而不增反减。理由是，企业或个人更不愿缴税，而致力避税或逃税。
因此，税率应定在一个最适点，而不是最高点。这个最适点是越低越好，因为这样才能吸引企业或富人心甘情愿缴税。问题是，如何找出最适点以平衡政府收支。也有国家实行均一税（flat rate）或单一税制，即只要收入达到一个最低额便一律收一个无差异的同一税，如11％。俄罗斯与不少东欧国家，蒙古等，便是走单一税制。有人认为，这反而有助于提高国家收入，也减少了许多工作量。
在实行累进税的国家（progressive tax rate）如美国，税法便是长达1000多页，搞到许多人（特别是大企业与富豪）得请税务专家为他们合法避税。避税（tax avoidance）不是逃税（tax evasion），只是要如何合法避税或节税，则得靠税务专家，普遍人是难搞清楚1000多页税法的细节的，更何况有人认为，有些政治人物刻意要把税法弄得繁杂，以利富豪合法避税；这情况就如有人认为名律师或名律师团常是破坏法治的高手一样。
律师制度本是用来维护法治。可吊诡的是也可能成为富豪逍遥法外的手段。人世间有许多事就是这么吊诡或具有正负两面的双重性，如民主、权力、市场、国家、宗教、媒体、公民社会等便具有正负两面的双重性。
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均出现了一个向下调整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的趋势（包括大马）。如在1980年，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得税，一般均超过40％，到了21世纪平均已低于30％，如英国、德国等是约20％，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也从36％下调到21％。同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平均税率也从1980年的约70％大幅下调到约40％。
总的趋势就是逐底竞争，即向下而非向上竞争，因为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后，全球市场均便成资本家的买方市场，有利资本家的市场。国家若不向资本家妥协，资本家便用脚投票一走了之。其后果是，不仅国家损失收入，更损失了投资与就业机会。这就是现实。
其后果之一便是，全球日趋不平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成了总趋势。今天，发达国家会出现民粹主义狂潮，如特朗普成功执政也与此趋势有关。21世纪发达国也普遍出现反全球化现象，其因固然不少，企业出走无疑是主因之一。虽然2008年美国出现资贷危机后，奥巴马政权曾提出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美国的口号；只是口号归口号，实际成果不多，特朗普与拜登也有再工业化美国与把工作留在美国的政策口号，只是能实现多少还有待观察。
毕竟，资本无祖国，跨国企业本身也处在激烈的竞争状态中，他们若“太爱国”，也可能损及他们的实质竞争力与流失市场。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课题，不是政府想怎样就怎样。进而言之，发达国工资过高。在美国，经济早已过度金融化；在西北欧则是劳动法规太严苛，不利雇主招工。总的来说，发达国较适合搞高增值的产业，不适合搞大规模的中低端产业；否则会致成通膨失控。
从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角度看，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难以抵挡的，也不会因发达国的某些集团反全球化而终止。把公司税定在15％，也难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优劣势与利益考量。
对多数发达国家来说，把公司所得税降到15％是较易办到的，因为他们的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增值税或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占比通常不到20％，可对发展中国家如大马来说，难度就很高，因为公司税是政府的最大收入源（占约30％）。
因此，除非出台增值税，即消费税（GST），否则大马不大可能把公司税从24％降到15％。国情不同做法自然不同。对大马言，15％的竞争性税率可说是个大挑战，比发达国家难。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