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没有意料到，作为东南亚相对比较进步的国家，我国会在面对病毒肆虐时显得手忙脚乱。美国彭博社6月28日发布最新防疫韧性排名，马来西亚排名倒数第3，仅次于菲律宾和阿根廷。此排行榜针对全球53个经济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约8303亿令吉）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评比所得出的结论。
无可否认，我国失控的疫情已引起全民怨声载道，毕竟疫情持续恶化导致严重失业问题与企业倒闭潮，令社会不安。截至7月4日，我国确诊病例高达77万8652例，单日确诊病例维持在6000多例，累计死亡人数更突破5497宗。国家怎么了？政府怎么了？国民不禁要问？
控制住疫情，经济才能恢复，这是大家都清楚的道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SOP)，共同抗疫，你我有责。但我们高官却一再做出错误示范，以身试法，何以他们可以对SOP如此视若无睹？公开场合聚餐，群集吃榴莲，而且还在揭发时断然否认，非要网民还原现场，在“证据确凿”下才不得不承认“那个人”就是我。这就是今天当政者给疫情带来的恶劣影响，一方面用重罚来惩戒人民，一方面对高官的违令却轻轻放下。从个人所得来看，高官根本不把罚款看在眼里，不然怎么会一再犯规？
疫情导致失业席卷全国，百业萧条。中小企业都在艰难中求存，而政府也拿不出良药来解决，而派发的救济金也是杯水车薪，难解生活困顿。银行本以为是伸出援手的一方，但原来借贷者要求延缓还贷是不被豁免利息的，难怪经济分析师要指表面是帮忙人民，骨子里却更像是为银行解围。
随著我国自杀率不断攀升，可感受到人民面对疫情下的心理失衡，包括家庭问题、情感纠结、经济压力等涌上心头。部分人在走投无路下，选择了结生命。6月当一位新冠肺炎确诊者在雪州一座天桥上吊自杀的画面流传社交媒体后，震惊国人。根据警方统计数字，我国自杀率明显上升，从2009年的609宗，2020年631宗，再到今年1到5月已有的468宗，何以越来越多人最终放弃生存，选择踏上不归路？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人类动机角度提出的5个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类具有一些先天需求，而越是低级的需求就越基本。当一个人满足了较低的需求之后，才能出现较高级的需求，最基本的是生理需求，过后才是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当人民面对温饱不济选择自杀时，显然连最低的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其他需求的满足必然是奢侈的。
白旗运动引关注
最近由民间发起的举白旗运动（#BenderaPutih），据悉这是吉兰丹诚信党妇女组副主席聂法莎最早提出的点子，目的在呼吁面对生活困难的人在家里竖起白旗，让邻居或其他人伸出援手，以提供生活困难者所需物资。其要传达的讯息是“如果你需要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请在住家处举起白旗，不要采取任何会伤害自己及家人的行为。”及“不需要乞求，也不需要对目前的处境感到羞耻及压力，只需要升起白旗，但愿周遭有好心人士上前提供援助。”这个运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短短几天时间不少人纷纷加入提供物资的行列。同舟共济，彰显社会的互助与关爱，是民间自力救济的榜样。
面对举白旗运动，一些人有不同的解读，甚至误解其存在不良的“政治”动机。种植及原产业部长凯鲁丁指其国会选区瓜拉尼鲁斯人民不需要举白旗，只需要联络其团队即可。伊党中委聂阿都指只要举手向上苍祈祷，不要通过举白旗认输。伊党彭州联委会主席罗斯里也指鼓吹举白旗做法如同自曝家丑。他们似乎不清楚，国人求助无门，举白旗只是强化求助讯号，让善心者更容易看见他们。当然真正举白旗的成败不在谁家举白旗得到援助，而在街边乞丐优先得到支援，关爱与帮。他们可能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无旗可挂，垃圾桶内的丢弃物是他们果腹的食物，他们或许就在我们身边“最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之前发生警方对举白旗者采取警告行动，人民互助为何这么困难？警方无须过度“敏感”，无须自我解读是否含政治意图。当然白旗举得越多，求助讯号越显著，国盟政府必然会难堪。回头检视，疫情控制的失败，国盟政府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少国外媒体陆续报道我国的举白旗运动，一方面肯定互助的精神，另一方面不忘嘲讽我国怎么会沦落到人民自救的尴尬处境。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失败的疫情管控，我国政治可能的权力更替与暗流汹涌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董事及吉隆坡建设大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